戊戌六君子头颅落地的时候，围观群众一片叫好

戊戌六君子头颅落地的时候，围观群众一片叫好

2017-12-23 点击关注 👉 大眼观察团
阅读本文前，新用户请您先点击上面的“大眼观察团”，再点击“关注”，这样您就可以继续免费收到文章了。
undefined

这是一群不会独立思考的人，他们自以为是爱国者，实际上却是一群疯狂的bao徒，被利欲熏心者洗脑而利用的人枪肉弹。他们不懂得契约精神，不懂得求同存异。他们只会把一己之好恶强加给别人。

01

1898年9月28日，“戊戌六君子”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他们是谭嗣同、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

六人中，牺牲最为悲壮的当属谭嗣同。他毅然放弃了逃生的机会，慷慨赴死，并且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豪言壮语（一说是“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虽然现在谭嗣同等人是公认的民族英雄，但在当时清朝民众的眼里却是“清奸”、卖国贼。在押赴刑场的路上，他们饱受凌辱，愤怒的群众向他们投掷烂菜叶、臭鸡蛋……



谭嗣同的死是悲壮的，也是不朽的。在一大批像谭嗣同一样的仁人志士的前赴后继下，中国结束了几千年的帝制，迎来了共和的曙光，人民“翻身做主人”。然而，可悲的是，中华历史五千年，却从不缺乏那些扔菜叶的群众，至今依然没有改变。明朝时他们吃过袁崇焕的肉、清朝时他们饮过革命党的血、民国时他们整死过抗日名将……后来，他们不惜与自己的父母亲人划清界限，像疯狗一样狂咬无辜者以证明自己的政治正确与忠君爱国 。而如今，在打砸抢烧日系车（车主）的群众中，在污蔑正义人士的行列中依然可以看见他们的身影。

这是一群不会独立思考的人，他们自以为是爱国者，实际上却是一群疯狂的bao徒，被利欲熏心者洗脑而利用的人枪肉弹。他们不懂得契约精神，不懂得求同存异。他们只会把一己之好恶强加给别人。更有甚者，他们为了苟且之生存而趋炎附势、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沦为邪恶的打手。他们自诩为社会的正能量，实际却是社会的痼疾。他们助纣为虐为虎作伥，不但心安理得地接受着自己的堕落，还讥笑嘲讽着正义和为之奋斗的战士。于是，世故讥讽着淳朴，庸俗践踏着高尚，虚伪欺凌着真诚，我们不得不承认，邪恶在高歌猛进，而良心在节节败退。

曼德拉曾经说过：“如果天空是黑暗的，那就摸黑生存；如果发出声音是危险的，那就保持沉默；如果自觉无力发光的，那就蜷伏于墙角。不要习惯了黑暗就为黑暗辩护，不要为自己的苟且而得意，不要嘲讽那些比自己更勇敢热情的人们。我们可以卑微如尘土，不可扭曲如蛆虫”。

那些扔菜叶的人们，请你们睁大眼睛，让良心唤回你们的正义和勇气，醒来吧！莫做阻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


当谭嗣同等六位改革志士人头落地时，换来的却是围观者的一片叫好声


02

袁崇焕，是一位在明朝做出丰功伟绩、杰出的军事家，国难当头，挺身而出救国家于水火的民族英雄，如岳飞一样，当年被冠以莫须有罪名被陷害。

崇祯皇帝下令对袁崇焕用最残酷的刑罰：3543刀凌迟处死。处刑那天，剐下来的肉被围观者争抢着用嘴咬，有的花钱买他的肉，鲜血从齿颊之间流下，还唾骂不已。 袁崇焕，一个为大明王朝拼杀一生，令清军丧胆的明朝英雄，却落了如此下场...

其实，黑与白，都是皇上描出来的，如果没有独立思考，只有人云亦云，哪有什么公平、正义和真理?




03

张自忠，是二战中阵亡的同盟国方面最高级的将领。张自忠当初因为奉命与日本人商谈华北事宜，遭举国痛骂，指责其为汉奸。台儿庄战役开始，身负“汉奸”骂名的张自忠率部急行军180里抢渡沂河，以劣势装备强攻板垣师团，激战5昼夜将其击溃。战后面对记者团，张自忠一言不发，放声大哭。

两年后，准确的说是1940年5月16日，张自忠在南瓜店残酷激战中壮烈殉国。看更多加微信：dayanssh   据张自忠部下说，他本身中数弹，前胸后背被鲜血染红...牺牲后，蒋介石亲自为他抬棺，他的夫人为他绝食七日而亡！

其实，张自忠的牺牲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因为他一直都抱着必死的决心就是为了洗刷自己“汉奸”的罪名来证明清白。一个人被老百姓误解到这种地步，心中苦闷可想而知，似乎除了以死明鉴别无他法。一句话，被逼的。


04

谭嗣同，1898年9月28日，北京菜市口刑场人山人海，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囚车碌碌地在街板上碾过，白菜帮子烂菜叶横飞...…

当被带至菜市口侯斩，谭嗣同走下囚车时质问监斩官：“革新变法有何罪过？为什么不审而斩？”监斩官一声大喝，尔等乱臣贼子，还用辩解吗？死有余辜！然后用力投去杀头的令箭，刽子手们持刀急忙上前。当六位改革志士人头落地时，换来的却是围观者的一片叫好声。

鲁迅感叹:“先觉的人，历来总被阴险的小人，昏庸的群众迫压排挤倾陷放逐杀戮。中国人格外凶。

人性最大的弱点：不爱听真话!

人性最大的弱点：不爱听真话!

2017-12-23 善语善心
点击上方 善语善心 免费订阅

推荐阅读：☞☞☞真正的修行

如果有人问你，你爱听真话吗？也许你会说，那不爱听真话，还爱听假话吗？话是这样说，也是这个理。可是当真有人说你的错处的时候，你的心又难免不舒服了。

自古以来就有良师诤友之说，可是有时候，当你对朋友直言不讳，或者朋友对你直言不讳时，我们往往会很生气，哪怕对方说的很对，你也未必能够认识到，即便是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也会生气朋友没有给足自己面子。

记得十多年前，自己在一家公司任职，那时候每次开会的时候，员工们都对老板极尽赞美，只有自己只说工作上的事，因为自己对于那些肉麻的赞美，实在说不出口。

慢慢的发现这家公司，真诚的人很难留下来。相反那些留下来的都是一些势力小人，后来自己也离开了那里。自己离开没多久，就传来了消息，那家公司的老板，被自己公司那个公认的小人，给暗算了。结局很悲惨，可是当初那些小人，不都是老板自己喜欢的吗？

有一个寓言故事说在很久很久以前，谎言和真实在河边洗澡。谎言先洗好，穿了真实的衣服离开，真实却不肯穿谎言的衣服。后来，在人们的眼里，只有穿着真实衣服的谎言，却很难接受赤裸裸的真实。

这样说来，人心真的很复杂。因为说真话往往会得罪人，所以说真话的朋友越来越少了，大家都是好好好是是是的。

只喜欢听好话的人，就等于喜欢谎言，自己说谎也逼着别人说谎。问别人：你爱我吗，想我吗？是愚蠢的人，说不爱，不想你不爱听，只有说谎骗你了。经常夸你，赞许你的人，不是你的朋友，是想讨你好处的人；冒着得罪你的危险告诉你缺点的人，才是你的真朋友，因人性的弱点，抵触说自己的缺点，已经没有真朋友了。能和时常说你不好，指出自己缺点的人做朋友才是智者。



不爱听真话的人，他的朋友必然都是说谎的人。说好就高兴，听见真话就反感的人，注定活在欺骗与被欺骗中。说真话他说你伤害他了，仇恨你；说谎言的人却是他的知心朋友，人生最大的失败莫过于此。

只有勇于接受批评，责备，正视自己弱点的人，才能修正自己的缺点；才能正确的认识自己，心不被别人说好与不好左右，走出别人的眼神，收获了心灵的自由，才是智慧的人生。

我的认罪书

我的认罪书


勇平-沈
12.22 18:55
阅读 46259
 关注
        我长期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当作劣根性。我还经常拿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做比较，把资本主义的劣根性当作优越性，混淆视听，颠倒黑白，让很多人误认为中国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只要看过《新闻联播》和《环球时报》的人都知道，我完全是胡说八道。

       我也曾是一名共产党员，由于长期不参加组织活动，脱离了党的教育，逐渐丧失了理想信念，并逐步开始接受西方宪政民主思想。随后，我因大肆宣扬宪政民主思想，受到了惩罚，开除了党籍。但我没有接受教训，屡教不改，仍然在网络上传播宪政民主思想，传播负能量，污染了网络环境，误导了网民，在宪政民主这条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受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影响，我养成了包二奶的不良嗜好。由于缺乏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我很难抵御美色的诱惑。因为经受不住美色的诱惑，我出卖了大量的情报，向境外反华势力泄露了三公消费、维稳支出等国家机密。他们明明知道我喜欢黄皮肤黑眼睛的姑娘，有时却派金发碧眼的美女来引诱我，这是对我的极大不尊重，为此我也提出过严正抗议。

        我崇洋媚外，对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羡慕不已，并且认为，只有实现了宪政民主，才能过上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人民群众的觉悟还是很高的，有不少人就跟我说：“你们这帮公知宣扬宪政民主，无非就是想让中国人民也过上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中国人民不会上你们的当，只有那帮贪官才会上当受骗，把子女和财产都转移到了资本主义国家，想让中国人民过上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中国人民坚决不答应。”

        还有人民群众对我说：“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主人，官员是公仆，仆人哪敢欺负主人？所以我们根本不需要什么宪政民主来保障人权，只有在资本主义国家才需要用宪政民主去保障人权。中国人权比美国好五倍，美国也谈不上有什么人权，有的话也是猪权，吃饱了喝足了就很知足，也不知道去追求美利坚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有关人员的帮助下，我才意识到我的认识都是错误的，我很不负责任地散发了大量的错误言论，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让不少人也误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优越，对此，我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有关人员的帮助下，我才意识到原来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优越，在社会主义国家宣扬宪政民主是犯法的。

        我希望能给我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改过自新后，我一定大力宣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极力贬低资本主义制度和宪政民主制度。我也反思过，为什么朝鲜人比中国人过得还幸福？原因就是朝鲜的社会主义比中国的更纯粹，中国的社会主义有点变质了，有背离社会主义的危险。我出去后，一定要把纯正的社会主义发扬光大，不允许有杂质的社会主义出现，更不允许有资本主义的苗头出现。

此文仅240字，却把道理讲得如此透彻！

此文仅240字，却把道理讲得如此透彻！

2017-12-21 草野枫




1、什么是法治？
17世纪英国思想家洛克说：权力不可私有，财产不可公有。否则，人类将进入灾难之门。
个人可以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禁止他去做；政府不能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许可它去做。
法治，是给公民以最充分的自由，给政府以尽可能小的权力。
法 治社会的真谛在于：公民的权利必须保护，政 府的权力必须限制，与此背离的都不是法 治社会。

2、民 主与专 制的区别
民 主，就是民众把官员分成两拨，让他们为讨好民众而互相争斗，最后人民受益。
专 制，就是官员把民众分成两拨，也让他们互相争斗，最后官员得利。

尊严，离所有中国人还很远(四) 土地对农民就像吊在驴眼前的胡萝卜

尊严，离所有中国人还很远(四) 土地对农民就像吊在驴眼前的胡萝卜

原创 2017-12-22 傅志彬 傅志彬

原来北方用石磨磨面一般是用驴来拉。为了驴老实工作，人们会在驴的头上绑根棍，上面吊根胡萝卜，驴想吃胡萝卜，就往前走，但永远吃不到，可驴子以为下一步就能吃到，就不停的往前走，这面就磨成了。驴子也落下个蠢驴的称号。
人活着就要有个地方睡觉，先是找个洞穴。人多了，洞穴不够了，就找个空地，用兽皮，茅草，树枝搭起窝棚，同样起到遮风避雨，躲避野兽侵害的作用。再往后，材料越用越好，从土坯，到砖瓦，再到钢筋混凝土，从半米高的窝棚到现在超百米的摩天大厦，材料，形式不同，功能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是这世界人口越来越多，需要的房子也越来越多，占用的土地也越来越多，有了一个成就无数富翁的大买卖，房地产！
住有了，还要吃。以前人们都是靠打猎为生。这玩意有些不靠谱。打着了，得尽可能的吃饱，不然要坏掉。打不着，就饿着。这一日三餐的习惯，完全是后来农耕文化占上风以后形成的。人类的真正发展也是拜农耕文化之福。有规律的收成，可以保证人口的生存和增长，农业效率的提高，使人们有多余的粮食可以养一帮人，不用胼手胝足在野外劳作而是盯着天空冥思苦想。想过了就疯了，没疯而体弱的就成了文化名人，没疯而又身体强壮的就成了部落首领，以后叫国王，皇帝，现在叫总统，叫总素鸡，当然，当了总统，总素鸡什么的和体力已没关系了，因为那些个体弱的文化人已经发明了省力的武器，枪，用食指勾一勾就可以了，一枪在手，没人不敢不听话。
可见，土地对人的生存是何等的重要。所以，住要土地，吃也要土地。翻翻世界史，中国史，大的动乱基本都是围绕着疆土展开的。因为这是人的生存保障。
中国历史上政治人物，不管最后成功没成功，都是以土地为号召的。秦国最后吞并六强，靠的是无敌的秦军。秦国军人之所以那么玩命打仗，就是因为他们拎一个敌人的脑袋回来，秦王就会奖励给他们若干土地。有了土地，就有吃的，住的，就能娶老婆，就有后代，焉能不拼命。其实这秦王的算盘也贼精，只要打败了六国，土地有的是，拿过来就是，用别人的东西来奖励自己的士兵杀人，以后的领袖们都学会了这招。从陈胜吴广到朱元璋，到太平天国，获得土地始终是各路英豪号召民众，奖励民众的最强有力武器。
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也是拿土地说事，核心就是“耕者有其田”。最近有文说，那《天朝田亩制度》压根就是一宣传口号，实际上就根本没有实行过。我想，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原因很多，这会不会是其中之一呢？你连胡萝卜都不吊出来，这驴再傻也不动啊，何况还是人。以后的政治人物比那些个天王，东南北西王们就聪明了许多，要用到人家农民，个把胡萝卜还是要拿出来的，反正又不是自己口袋里的东西。
原来读小学时，一直闹不懂，为什么抗战前国共打仗叫第一次土地革命，抗战后国共打仗叫第二次土地革命，大了后才慢慢厘清，第一次土地革命指的是从1927年到1937年，hong军和国民党军作战，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当时理解是把坏地主干掉，财富，土地分给老百姓。后来才知道，土地，房子，农具是分给老百姓了，绝大部分细软可是充了军饷，要不然hong军出没的地方都是很穷的地方，靠赋税如何养活数万大军。谁是土豪，谁是劣绅，肯定不能开个评议会民#主选举，一切hong军说了算。人杀了，不动产分了，动产充军饷，梁子就结下了。Hong军远走西北，侥幸没死的“土豪劣绅”回来肯定要报复。这仇恨的种子算是播下了。我们从小就知道的“还乡团”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第二次土地革命当然是从抗日结束到1949年，这期间没怎么听到“打土豪”，因为GCD的地盘大到足以靠赋税支撑军队和政府的运行了。这一次的土地是结结实实分到农民手里了，当然这里面也有很惨烈的斗争场面，因为政权没有反复，“还乡团”的故事听得就不是很多了。
GCD得到全国政权有很多原因，而分土地肯定是一个加分。因为至少在宣传上就占了很大的主动权。
1949年以后，农村土地按人头分给了个人，属于个人。城市中私产私房权得到承认，民族资本家的土地权和财产权也得到承认，与GMD有关人士的财产和土地被没收成为国有资产。注意，这时并没有使用权和所有权的区分，房子所有权也是包括房子下的地的。
不过好景不长，从1953年起政府鼓励合作化，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到1956年底，在短短的3年内，96.3%的农民就加入了合作社，1958年在高级社的基础上出现公社，到1958年10月底，已有99.1%的农民加入。而粮食的统购统销也是始于1953年。
而在1956年，全部的私有企业也改为公私合营。当然这是好的说法，其实就是国家要拿你的企业，你给，就留点面子，不给，在所有物资都由政府控制的情况下，你还开什么。更有甚者，当私营企业因经营成本太高，无法经营时，还不能关门，还得给工人发工资，哪个私企老板不乖乖缴枪。这一下，全国企业全部归了政府，全部农村的土地归了公社。而公社的领导全是政府指派的干部，企业领导也同样，简而言之都归了国家。只有一些城市的私产房还在个人手中。
据说当时农民都是自愿加入合作社的。不过，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很多东西都要加个“被”，这里也很适用。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当时农民如何“被自愿”入社，以及不允许退社的情况，可以翻阅很多当事人的回忆录，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我们可以用常识去判断，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悠久的自耕农文化的国度里，在三年内让几乎所有的农民交出自己的土地，听着队长的哨音去干活，没有强迫能办到？
农民不仅交出了土地，而且还要交出饭勺。从1958年夏秋之间，在全国农村办公共食堂，农民个人不允许自己做饭，饭锅也要上交，村干#部们如果看到哪家烟囱冒烟，就会冲进去惩罚农民。
也就是说，农民要统一吃饭，统一出工，甚至在没粮吃的时候挖来的野菜也要交到公共食堂。如果农民不听话，干部就不让农民吃饭，权力有史以来第一次彻底的控制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从思想到胃。中间有个小故事可以看出事情发展到如何极端。在云南，1960年春新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下乡调查，看到一老太太要翻两座山，走15里路去食堂吃饭，很是同情，旁人相告，老太太还不算远的，最远的要走30里路，每天就忙着吃两顿饭。
最让我吃惊的事，拆迁这事其实在上世纪50年代末就大量发生，而并不是90年代末以后才有的。只不过90年代末拆迁是为了盖房子赚钱，50年末拆迁却是为了早日进入GC主义，要求农民统一住宿，统一吃饭，拆去农民的老房子，木料做为公共食堂和大练钢铁的燃料，老的墙土成为肥料。
大跃进以3600万人的死亡为代价结束。农民虽然还是在公社的体制内，但实际上能负责一定面积的土地的生产，除了上缴公粮和一定数额的订购粮以外，其余都归农民，统称为“三自一包”
但好景不长，当1964、1965年缓过劲以后，文革又从1966年的夏天开始。在文革中，最著名的是这句话：“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农民又要排着队上工，家里的自留地也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要割掉。文革结束后，这种集体土地及用工制度并无改变。安徽小岗村的农民因为实在活不下去，偷偷实行承包到户，后得到上面的承认，从此引发改革开放，改变了整个中国社会的进程。
但改革开放并没有改变土地的性质。农村的土地仍然是集体的，城市的私房已在文革中被全体没收，但文革结束，原来的房东侥幸得回私房时，房下的土地所有权已不是自己的了。按照新的宪法，土地全部属于国家，个人和集体只有使用权。城里的人活着住房子得交土地租金，而且一交70年，死了要个墓地也得交租金，民政部还挺照顾，一次只要交20年。农民还好，住在自己建的房子里不用交土地租金，但如果政府要用钱，就会让农民成为城市居民，农民手中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就消失了，农民可以每月领到微薄的社会保障金，到手的赔偿金和政#府天价的土地使用权拍卖金相比可以说微不足道。
有时我想，如果我没有文化，身体有病，找不到工作，靠着区区几百块钱的城市居民最低保障我能干吗？买完米以后恐怕就要到菜市场去捡菜叶度日了。前提是我还要有房子。
说实在的，我一直没有想明白。如果土地属于某个私人，我要在这块土地上盖房子，种田，当然要给人家费用。但按照宪法，土地是全民所用，就是说，只要是中国人，就应该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免费居住，生活的权利，也就是说，如果房屋开发商在土地上盖了房子，我只要付清建筑成本，开发商的利润和一定的管理费（以税的形式表现出来）就行了，因为这土地是我的。现在这高昂的土地租金居然要土地的主人来付，而且这钱交出之后的用途主人也不允许知道，实在有悖常理。

哈耶克论理性主义

哈耶克论理性主义

2017-12-21 冯克利 译 保守主义评论

按：本文摘录自《哈耶克文选》（冯克利译）第762-783页。

……………………

存在着这样一种理性主义，由于它不承认个人理性的能力有限，反而使人类理性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p.765

对于中世纪的思想家来说，理性主要是一种认识真理、特别是道德真理的能力，而不是根据明确的前提进行演绎推理的能力。他们十分清楚，文明中的许多制度，并不是理性的发明，而是同所有的发明相反，是他们称为“自然”之物的产物，即自然而然出现的事情。p.766

更早的自然法学说认为，文明中的许多制度不是人类特意设计的产物。针对这一学说，培根、霍布斯，尤其是笛卡尔等人的新理性主义认为，一切有用的人类制度都是，而且应当是自觉的理性特意设计的产物。p.766

这种幼稚的理性主义最恰当的称呼应是理性建构主义。自那时以来，姑不论这种观念在技术领域取得了多么伟大的成就，却给社会领域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灾害。……它习惯于假定，人类的一切制度都有一个发明者，不管这制度是语言或文法，法律或道德。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对历史演化的力量视而不见，这绝非偶然。它宣布，适用于历史的观念，也是适用于未来的纲领：对自己的行为了如指掌的人类，应当运用理性所赋予的设计能力，按步就班地创造一种文明。这种意义上的理性主义假定，使人类获益的一切制度，过去是因为清楚地知道它们的好处而被设立，今后也应当如此。只有当我们能够证明它们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具体效果，优于其它制度产生的效果时，才可以对它们表示赞同和尊重；我们天生就有能力这样来建立我们的各种制度；我们认为这些制度可能的结果优于其它结果，而且会全部实现；既然自觉地思考一切因素，会使结果比自发过程产生的其它结果更为可取，因此我们的理性决不应再诉诸自发的或机械的方案。p.766-767

大卫·休谟（针对当时的建构理性主义）论证了“道德原则并非我们的理性产物”……这并不是说，理性在解决价值冲突上毫无用处……可是……理性的作用是有限的。理性只能帮助我们认清我们面对哪些选择，哪些价值之间存在着冲突，或它们中间的哪一个是真正的终极价值，以及像经常出现的情况那样，哪些价值仅仅是中介性价值，其重要性取决于它们是否服务于其它价值。不过，理性一旦完成了这项任务，便再也帮不上我们的忙了。p.770

休谟所关心的，不是从特定行为中可以看到的任何好处，他只关心普遍采用某些抽象原则带来的好处，至于遵守普遍原则而产生的眼前结果，并不一定都是可取的。他的理由是，人类的智力远不足以理解纷繁的人类社会的一切细节，细致入微地安排这种秩序，是我们的理性不堪胜任的，这使我们不得不满足于抽象原则。进而言之，仅凭一个人的智力，也无法创立最适当的抽象原则，因为随着社会的成长而逐渐形成的原则，体现着众多尝试与失败的经验，实非某个人的头脑所能获得。p.772

承认理性力量有限的人，希望在复杂的人类事务中至少建立起一定程度的秩序，以此来发挥理性的作用，因为他们知道，要想掌握这些事务的全部细节是不可能的；而建构论的理性主义者看重抽象能力，仅仅是因为可以把它当做决定细节的工具。在前者看来，正如托克维尔所言，“普遍性观念并没有证明人类智力的强大，恰恰相反，倒是证明了它的不足。”而在建构论的理性主义者看来，它是使我们掌握无限力量以支配细节的工具。p.773

我们生活中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并非全知全能，我们每时每刻都要根据自己过去不了解的新事实来调整自己。因此，预先就做出周密的计划，使其中的每一个行动都配合得当，如此来安排我们的生活，乃是不可能的。p.775

人事无常，前途难测，这是我们生活中恒常的事实。因此我们对于自己的事情，不可能全都做到未雨绸缪。我们要想使自己的生活多少有些条理，唯一的办法就是采用一些抽象的准则，并在面对新情况时严加遵守。我们的行为形成前后一致的合理模式，并非因为它们是一个周密计划中的一部分，而是因为我们在不断做出决定时，用这些抽象规则限制着我们的选择范围。p.776

面对变化无常的环境，人们需要用抽象原则来协调自己的前后行为。对于处在具体环境中的形形色色的个人行为来说，就更需要有这种原则加以协调，因为每个人对这些环境总是知之不多，而且只有当它出现时，才能有所了解。p.777

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在于解释经济活动的整个秩序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这一秩序利用了大量知识，但它们并不是集中在任何一个人的头脑之中，而是作为分散的知识，存在于千千万万个不同的个人中间。不过这同以下正确的见解还相去甚远：在个人行为所遵守的抽象规则与整个抽象秩序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个人在对当前的具体情况做出反应时，受到这些抽象规则施于他的限制，才使这种秩序得以形成。p.778

建构论的理性主义者对人类理性的威力，历来都是引以为傲的，因此，要人们服从那些他们并不充分理解、对由此产生的秩序也无法具体预测的规则，自然会使这些人勃然大怒。无论哪个时代都有这样一批人，他们相信，只要人类充分利用自己的理性，就可完全主宰自己的命运，我们在安排人类事务上不能事事如愿以偿的见解，同他们是格格不入的。然而，使一切事物都臣服于理性的控制这种思想，似乎并不能使理性发挥最大的效用，倒不如说，因为误解了理性的力量而滥用理性，到头来只会毁掉许多自由思想的自由交流，而这种交流正是理性得以繁荣成长的基础。对于自觉的理性所起的作用，如果真正具有理性的眼光，就应当指出，它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认清理性控制的适当限度。正象伟大的孟德斯鸠在“理性时代”的巅峰期明确指出的那样，“所谓理性，不过是指限制的必要罢了”。p.779

理性恰如危险的炸药，使用得当可使人获益甚大，若是粗心大意，它也足以毁掉一个文明。p.781

“批判理性主义”，以同天真的理性主义或建构论的理性主义相区别……它是这样一种有关思想和社会的观点，它为传统和习俗在自身发展中发挥作用留有适当的余地。它使我们能够看到许多依靠粗劣的理性主义生活的人往往茫然无知的事情。它向我们展示，未经任何人发明而成长起来的各种制度，同那些娇揉造作的设计相比，常常可以为文化的发展提供更好的基础。p.782



阅读 157835 投诉
精选留言
写留言

 5
ΨΛJΩΝ·WIΣG
 遵从人类的习惯法才是根本，因为个人理性的能力有限，反而使人类理性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极端动保环保，素食，女权，同性平权皆是有限的个人理性妄图发挥无限的作用，不遵从人类习惯法的产物。
5小时前
 2
颜芥之
 计划经济就属于典型的理性主义者的狂妄和僭越。
3小时前
 2
HelloWorld
 人类的制度演化，解释它的有两条主线，一条是英国的休谟--哈耶克的习俗惯例演变而成的，另一条是法国的卢梭--罗尔斯的社会契约论。
8小时前
 1
南北老汉
 因为世事无常，我们需要抽象规则。这些抽象规则限制着我们的思想及行为。同样因为世事无常，对原有的抽象规则予以修正，甚至是打破，也成为需要。不能以理性为理由，阻止这样的修正和或打破。应该说，这样的修正或打破，正体现了真正的人类理性
5小时前
 1
飘
 理性本身其实深深依赖边界条件而不断变化的，一种标准化的机械运算而已。社会秩序和法则的演绎中，理性无法实现一意孤行的论断和设计，非不为，是不能。
7小时前

Alexander 陈
 人类理性的狂妄必将受到上帝的惩罚
3小时前

陋兰：朝鲜很稳定，你愿意去那里生活吗？

陋兰：朝鲜很稳定，你愿意去那里生活吗？



原创 2017-12-17 孙盛起 陋兰的速朽文c
有一种说法很有市场：中东的乱局是欧美向那里输出民主造成的。

这句话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中东原本是稳定的；第二，民主是中东乱局的罪魁祸首。

有道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这个障目之“叶”，很多时候是有人故意设置的，目的就是让人们看不见、看不清，以便其牵着人们的鼻子走。

上面那句话设置了两片障目之叶，以下一一揭开，以正视听。

一、稳定。

千百年来，战乱和动荡一直在神州大地肆虐，就好像一个无尽的轮回，相隔不久就要重来一次。因此，不堪其苦的百姓，人心思稳、怕变，这在情理之中。

然而，稳定有两种：静态的稳定和动态的稳定。

动态的稳定，以美国为例。

美国天天有人抗议示威，每一项法案都会招来反对的声音，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新闻媒体，任何人都可以公开批评指责包括总统在内的官员……

乱吗？没有统一的思想，没有必须遵循的至高无上的权威，表面上，美国社会确实乱哄哄，但是其实质上的和谐却有目共睹。

发泄不满和监督政府，是宪法赋予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人们以各种方式自由行使这个权利。这个权利至关重要，因为只有像防贼一样地紧盯和敲打，政府和官员才能够朝乾夕惕，也才能够不断地纠错、补漏和完善制度。表面上的“乱象”，其实恰恰是自由民主的一种表现形式。这是一种动态的、最为牢固的稳定。

这种动态的稳定，使得美国政府不用担心被推翻、不用担心发生政变、不用担心被某某敌对势力所颠覆。一切都在法律的框架内运行。法律不仅为平民，也为政府提供了安全保障。正是在包括反对力量在内的合力的推动下，美国这艘大船才能够颠扑不破、长风破浪地前进，成为世界上最稳定的国家之一。

静态的稳定，以伊拉克为例。

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表面上看超级稳定，稳定得如同一潭没有波澜的死水一样——没有抗议示威，听不到反对的声音。人们对政府的所作所为，要么保持缄默，要么“热烈支持”，甚至萨达姆发动耗尽国力、死伤无数的8年两伊战争和悍然吞并科威特，国内都是万众欢呼而听不到一点儿“杂音”。

然而，这种貌似和谐的稳定的背后，隐藏着多少血淋淋的罪恶呢？作为逊尼派的萨达姆，为了政权稳定，对国内什叶派和库尔德人采取的是残酷镇压的政策。

有一天萨达姆的车队在路过一个村庄时遇到刺客，于是他下令将那个村子里的人不分男女老幼斩尽杀绝；对付不听话的库尔德人，他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动用化学武器进行镇压，一次毒杀了超过5000名库尔德人；萨达姆倒台后，在伊拉克境内发现了十几个白骨累累的万人坑，那些人都是被萨达姆秘密处决的什叶派人士……为了“江山”永固，萨达姆甚至对自己的亲人也决不手软：他的三个妻子被软禁，两个女婿被棒杀，一个小舅子被秘密枪决……

试问，这样的稳定，好吗？这样的稳定，能长久吗？这样靠铁和血得来的虚假的稳定，是百姓大众所期盼的吗？

毫无疑问，这种死水般的稳定之下其实暗流涌动、危机四伏。美军仅仅一个星期就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抵抗地零伤亡攻入巴格达，足以说明这样的稳定这样的政权是多么的不得人心。

综上，哪种稳定才是真正的稳定已经一目了然。那些罔顾事实、极力推崇萨达姆式稳定的人，要么是懵懂无知，要么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为了某种目的鼓噪而已。

二、民主。

如果说，民主是中东乱局的罪魁祸首，那么民主就肯定不是个好东西，而是个搞乱人间的洪水猛兽。

然而奇怪的是，即便是世界上公认的独裁者，比如萨达姆和金太阳，也极力标榜自己拥护并且拥有这个洪水猛兽。萨达姆号称自己是经过民主选举以得票率100%就任总统的。朝鲜甚至把“民主”二字贴在了脸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而且，纵观天下，凡是真正实行了民主制度的国家，经济平稳发展、人权得到保障，这一点有目共睹。

如此看来，民主又是个好东西。

那么，植入民主制度后，中东为何会出现乱局呢？

其实，中东的乱局，恰恰是长期处于独裁统治之下结出的恶果。那是独裁留下的后遗症，是独裁统治向民主制度过渡所引发的阵痛。

独裁统治下，压制民意、打击异己，人民被剥夺了表达自己真实意愿的权利，这就如同将高压锅的泄气阀捂紧，表面上宁静祥和，实则是在积累怨气怒气。

高压锅在等待爆发的那一天。

终于，民主来了，高压锅的泄气阀掀掉了，于是积怨积恨喷涌而出，各种诉求蜂拥而至。——这种时候，出现某种乱象是难免的，那是独裁给人们留下的必须偿还的债务。

别怕，民主制度会梳理好一切。如今伊拉克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稳步发展就是明证。

将中东出现的乱局栽赃给民主，如上所言，不是由于无知，就是一些人为了某种目的而混淆视听。

人类是在不断地摸索中进步的。毫无疑问，民主肯定不会是最好的制度，但却是人类迄今为止所构建的最好的制度。

如今，全世界最“稳定”的国家当属朝鲜，在那里，一切都整齐划一、一切都步调一致。那么，出一个选题：如果让你在伊拉克和朝鲜这两个国家当中选择一个去生活，你会去哪里呢？答案应该不言而喻。当然，每个人的意识、认知不同，如果谁硬要去朝鲜这样最“稳定”的国家，别人也只能说请便，没人拦着他。
言论环境逼仄，发声不易，点赞是美意，赞赏是支持

朋友书店本着普世价值观传播的宗旨，店里有很多淘宝买不到的书，有兴趣的识别下面二维码进店选购

阅读原文

党史，有些就是不能对老百姓讲

党史，有些就是不能对老百姓讲


2015-09-13 20:12 至少生两娃
阅读 51万+
《党史 --- 有些就是不能对老百姓讲》 作者 :  李小申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学习习近平讲话座谈会纪要
参加人：罗，王，李，冯，任，郭，韩，王，胡，谢，程，陈，柳，曹等教授，博导14人。

主持人：我校校长，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志 月 日在我校的讲话极为重要，为我们今后的党史教学与研究，宣传与出版工作指明了方向，制定了原则，指出了道路。今后，我们一定要明确方向，遵守原则，走上正路。大家知道，今年来，我们在如何对待中共党史问题上出现了一些混乱，主要问题是是否要把我党历史上的一些有争议的事情搞清楚，有争议的问题怎样评价，教学中讲不讲，对社会上是否透露，是否出版，是否允许我们的教员接触机密档案材料，是否允许采访当事人，能否作为科研课题，算不算科研成果，是不是与个人职称待遇挂钩等等。我看习校长的讲话把这些问题基本上都解决了。我们的一切工作就是要坚定不移地维护党的利益，维护党的领导地位，要做到这两点，我们要做到凡是有损我党光辉形象的事坚决不想，坚决不说，坚决不写，坚决不做。下面请同志们发言。

罗：我是坚决拥护习近平同志的讲话精神的，特别是在我们党校，不是一般的党校，是中央党校。我们的学员不是一般的学员，都是我党的中坚骨干分子。我们的任务就是让这些学员更中坚，更骨干，让他们相信我们党从成立那天开始就是三个代表，近八十年来大方向一贯正确，这一点绝不能含糊。如果有学员问到历史上的某些问题，特别是一些负面东西，我们怎样回答？我想，就讲是某些人的失误，是一时一事，我们党也有个学习过程。还要强调个别的机会主义分子，野心家也会干扰我党的大方向，但我们战胜了他们，更说明我党的伟大光荣正确。

王：我们党史中的一些史料就是不能对老百姓公开。为什么？不是说群众有知情权吗？对，那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党也有保密权。哪个国家，哪个党都有不能公开的秘密，而且不许探听。个人有隐私权，党也有隐私权，不能侵权。我们党的一些隐私如果让老百姓知道了，肯定会造成思想上的混乱，会怀疑我们党执政的合法性，那就乱了。一乱，社会怎能和谐，经济怎能发展，老百姓生活怎能提高？最明显的例子就是8 9年那场风波，我们就是不能再讲了，因为说不清，非要讲就是揭伤疤，更疼，还要流血。我们不讲，你们看，这二十年发展得多好。父母不讲，学校不讲，青年人不知道，这对大家都好。还有，59，60，61年三年困难时期，你要是正式告诉老百姓我党执政时期，三年里饿死三千八百万人，成千上万的村庄成了无人村，哪还了得了！比日本人杀中国人还多，还省事，还省时，还省钱，还不用牺牲自己人。老百姓听了这些非反了不行。所以我们讲党史要有底线，越过底线就犯规，就要受惩罚。习近平同志的意思也是这个。

任：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非得要将历史上的事情搞得清清楚楚，加上自己的结论，还非得要出版，要讲课。我们说要向前看，不要再纠缠在历史旧账上了。不说，对大家都有好处。中国人聪明，表现之一就是认识到一个真理“难得糊涂”。在座的各位领导，博导，教授，我们是党校党史教学科研人员，我们的利益与党的利益紧密相连，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们都有了精神方面的财富，有高级职称，有社会地位。我们的物质财富也比二十年前大幅提高，住房，汽车，家电，假期，医疗保障，有存款，丰衣足食，离退休保障，不少人给孩子，甚至孙子的房子都准备好了，你死了单位还出钱开追悼会。我也出过国，到过发达国家，我们在座的诸位的物质生活不比人家差。这些都是因为有了我们的党，我们又与党紧密相连，这就叫鱼水情。不就是不让你说点历史上的事吗，权衡一下利弊，还是不说为佳。周总理曾经说过，党内的事，有些到死都不能说。你要是非讲党史上的负面事情，那才叫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且把群众的思想搞乱了。一乱，什么都完了，像文革那样。所以我们不能随便讲，这也是符合广大群众的利益。本来群众也没非要知道一些事，一些党史实情，咱们也不要故作多情非讲不可。

郭：我就仅举一个例子，抗日战争。我们几十年来，几代人都知道，都相信我党1934年进行了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目的就是北上抗日。到达陕北后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领导全国人民抗战八年，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我们也一直谴责国民党政府，像京剧沙家浜里说的“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求荣，不抵抗，假抗日，真反共，委曲求全，为虎作伥”。这些已经深入人心，全国人民也都相信这个宣传。可是现在有的党史教研人员不知通过谁的关系看到了我党1 9 3 7年陕北洛川会议决定，当时我党制定了抗战时期的战略方针，即不与日军做大规模正面冲突，保存实力，积蓄力量，扩充队伍，让国民党去和日本人打，两败俱伤，待日本人撤离后，共产党可趁机夺取全国政权。毛主席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接见来华访问的日本首相时清楚地说明了两点，第一，没有日本侵华，中共肯定会被国民党消灭了，你们一来，国民党只好先放过我们，去打日本人，我们趁机坐大并夺取了政权。第二，我们要感谢日本侵华，没有日本侵华就没有中共的今天，所以我们的感谢是真诚的。大家说说，这两件事能随便就公开承认，让老百姓知道吗？否则老百姓就会说你共产党真会耍阴谋，骗了全国人民几十年，几代人，你中共还有很多事瞒着我们吧？所以，不该讲的一定不能讲，不该承认的一定不能承认。

韩：有人说从1949年到1979年这三十年党史非常不好讲。我承认这个。因为要宣传我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可是这段时期可大肆宣传的好事不多。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校长的讲话精神，这事也不难做到。我们不是干部，没有党政大权，你有了权，别人不信也得信，不服也得服。我们是教员，是导师，要以理服人，首先要自信。我们经历过那么多的大起大落，没被淘汰，随风就势，与时俱进，能做到今天的教授，博导，说明我们有能力适应新环境，完成新任务，能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和讲义。我们的另一个优势是学员都是受党教育多年的干部中的精华，他们懂纪律，懂得与中央保持一致，而且是思想上的一致。他们不会往歪门邪道上想，我们讲什么他们就听什么，不会给我们出难题。习校长要我们讲党史要讲主流，49至79年这三十年的主流是什么？就是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马列主义，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听党的话，没有分裂，克服了无法想象的困难，为后三十年的高速发展打下了基础。按照这个主线讲就没问题，谁也驳不倒。具体怎样讲，大家都有不寻常大脑，我相信都能讲好。

胡：前两年我看到一篇攻击我党的文章，说我的夺取政权靠的是枪杆子和笔杆子，我党当政后维持政权靠的还是这两杆子。文章意思是说，一是靠枪杆子武力镇压民众自发运动，二是用笔杆子造谣，歪曲，篡改，掩盖历史真相。哪个国家维护政权不靠枪杆子？西方国家警察都带枪，用警察代替军队维护政权。我国警察不带枪，形势危急时动用武警或军队，实质上都是一样的。笔杆子这一条，我觉得现在比枪杆子还重要。我国与西方国家不同，人家多年来养成了习惯，不随意相信政客们的讲话，不随意相信各种出版物的观点，大家随便讲。你把执政党讲得再坏，人家选上来的，还是下不了台。你把在野党说得再好，大家不选你，你也上不了台。我们的国情就不同了。建国后，不管我党说什么，老百姓都认为是真理，谁要说党出了错，全国人民都要共讨之，共诛之。这就是我们宣传的功绩，是笔杆子的作用，这个传统不能丢。现在呢，老百姓还是相信，或者叫轻信，信什么？专信那些对我党不利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一呼百应，然后闹事。在这种情况下，不用政府公布一些内情，只要有个教授，有个名人举出一点负面例子，大家就相信，他说一句话造成的恶劣影响我们说一百句也挽回不了。在这种国情下，就不能给老百姓讲什么我党历史上的，从未公开承认的所谓事情了。你承认一件，他们又拿出十件来问你，你就下不来台了。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样讲下去没个头了，最后变成罄竹难书了。因此我举双手赞成习校长的讲话，他的讲话精神就是该讲就讲，不该讲的就不能讲。

谢：讲党史离不开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我们一直讲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党的思想的主线。1949年以前好说，不管别人怎样质疑，反正我们胜利了，掌握了政权。在错误路线指导下是不可能胜利的，不可能歪打正着，这叫反证法，谁也驳不倒。解放后的前三十年怎样讲？有的教员提出是在错误思想指导下搞革命，搞建设。我看解放初期的镇反，肃反主流是正确的，就是多杀了，多关了，多劳教了不少人。可是没点儿红色恐怖，我们的政权就不会稳定。包括反右，反右倾，四清，虽然搞错了，但是这些运动强化了群众头脑中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强化了谁反对党的领导谁就下地狱的观念。我们的党经过十年文革仍牢牢掌握政权不能说和这些运动没关系。直到今天，你要说某个人反党，保证让他吓得睡不着觉。那些搞所谓民主运动的人，提倡竞选的人也不敢公开反党。上面说的是国内，下面说说国际方面的事。79年以前我党指导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国际上反对修正主义，批判以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集团。我党在毛主席亲自挂帅下发表了九篇经典文章，即“九评”。它们全面，深刻，准确地反映了当时我党的指导思想。我们批修，实际上也是给国内干部群众看呢，没人敢反驳，老百姓接受和继承了这些思想，对稳定文革后的局势起了重大作用。可是你现在把“九评”发给老百姓看就麻烦了，老百姓就会说九评都是胡言乱语，你中共做的比苏修还修一百倍。白纸黑字，咱们是有口难辩，跳进黄河洗不清。现在的中年人，青年人对这些基本不清楚，不知道，也不感兴趣。毛主席说“人贵有自知之明”，我们不要引火烧身，这也是习校长讲话的深层含义。从79年到现在这后三十年就好说了。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讲，我党是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都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样再反过来证明我党的伟大正确。全世界都对我们这三十年都心服口服，说得不太谦虚点儿，全世界都在研究我们，来取经，来朝圣。你国外再把我们说得这不好，那不好，你别来呀，有种的把你们的发展速度和我们的比一比。我们能有今天这种百凤朝阳的局面，不能不说是我党宣传战略战术的伟大胜利，一定要继承下去。

程：说到毛泽东思想，特别是49年至79年这段时期的毛泽东思想怎么讲，我们先看一下大政方针。2009年国庆，我们的游行队伍中就有毛泽东思想方阵，我们党和政府的中枢神经所在地中南海大门外墙上的大标语仍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天安门城楼正中间悬挂的还是毛主席的巨幅画像。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第一，不能否定毛泽东，他还是我党的伟大领袖。第二，毛泽东思想仍然是战无不胜的，还是我党的指导方针。我们以前总结建国后的毛泽东思想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资本主义复辟，防修反修，警惕隐藏在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篡党夺权。现在这些全都不能再讲了。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的学员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身份特殊，前途无量。到是我们的教研人员中有人提出这类问题，说什么合作化，公私合营，反右，三面红旗，中苏论战，四清，文化大革命都是毛泽东发动的，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践，结果都是战无不败。怎样对待这个问题，我想，第一，不在校内教学中讲。第二，受聘到校外讲课作报告时也不主动讲。第三，如果真有某些不识时务的人提这类问题，不用紧张，前些日子就有人拐弯抹角提了这个问题，我们的曹教授很巧妙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建议组织几个人，研究一下，从理论上解决它，也算我们的科研成果，将来遇到挑战就可应付自如了，省得闹个脸红脖子粗，下不了台。

陈：说党史又离不开现状，现状最大的挑战就是所谓的腐败。老百姓一说到党，不说怎样伟大，不说怎样感谢党，张口就说怎样腐败。什么病入膏肓呀，什么盘根错节呀，什么前腐后继呀，中国文字中的负面词汇都说遍了还嫌不过瘾，还要古今结合，中外结合，音韵结合，编顺口溜，创造新名词诋毁我们的党，唯恐天下不乱。从中央最高层都很明确地提出反腐的问题，是关系到我党生死存亡的问题。我认为是说到要害了。当然，像有病不治，特别是慢性病，或治标不治本，人也会不死，拖个十年八年没问题。党内腐败是什么病？慢性病，急性病，还是癌症？我想反正不是绝症，但不治的话，它又蔓延得非常快，保守治疗吧，又根除不了，动大手术又承受不了，这是我党在新时期面临的新课题，非常具有挑战性。要说严惩腐败分子，这个好说，随便找几个干部，肯定能查出问题来，判他个十年八年没问题。但是不从根源上彻底清除，那还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说到根源，有些人就两眼放光，说根源就是没有民主自由，民主自由就可保证人民有选择权，有批评和监督权。有批评和监督就可发现腐败根源，有选择权人民就可以清除它。这些是中听不中用，还是美国那套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现在由于时代潮流变了，我们不这样提了，但并不等于我们可以接受。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贾庆林，李长春，贺国强都一再强调中国绝对不能搞西方民主自由，不能搞三权分立，因为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为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唯一代表，这个地位和责任不允许任何人，任何政党挑战。不太恰当的比喻就是“君权神授”。不坚持中共的领导，中国就会乱，中国人民就会吃二遍苦，遭二茬罪。当然，领导人的讲话都没说清楚西方民主自由有什么不好，领导人一般来说都不会详细论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党校能存在的理由。这详细论述的光荣任务就由我们党校教研人员来承当了。

曹：中央领导人提出大政方针，我们就要详细论述，要让各级领导干部不但执行，思想上也要有明确认识，我们中央党校就是干这个的。为什么只有中央常委才能当我们的校长？因为我们的学员就是将来，有些现在就是各级领导干部，他们就听中央的，校长直接代表中央，他的讲话才具有绝对权威。中国历史上只有黄埔军校，延安抗大才可相提并论。我们的学员是来学理论的，实际上就是来接受政治思想教育的，不是来做学术研究的，给他们发个文凭也是为了回去后好开展工作。学员们都是接班人，管好他们的思想，走在正路上，这是我们的责任。要做好他们的工作，首先从我们做起，要深刻领会习校长的讲话精神，管好自己的嘴巴，不该说的就不要说。

柳：我觉得给学员讲腐败问题时要非常谨慎。老百姓说我党腐败已经说得都不想再说了，我们的学员听得都不想再听了。在以经济为中心的今天，实际上就是以创造财富，积累资本，再创造，再积累为中心。对个人和家庭来说，就是要获取更多的金钱，更多的财产，更多的享受。而且大家都有这个合法权利。捞钱最容易，最快的途径就是勤劳，智慧，机遇，胆识与权力相结合。我党是执政党，各级官员都是聪明人，有魄力，要想发财致富太有条件了。官员们经常明里从政，暗里经商，或让老婆孩子经商发财，更省事的根本不用经商，商人自动就把钱送上来，各方利益安排好了。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中国抓腐败分子很容易的原因，都不用警察，用不着侦察员，老百姓随时都可拿出证据说谁是腐败官员，而且一挖一大堆，一抓一大片。我们党目前内部掌握的政策就是抓典型，杀一儆百，不能有一个查一个，否则就乱了。全都查，全都抓，再有目前十倍的警察，法院，律师也不够用。再说目前的警察，法院，律师们都干净吗？都查都抓，各级党政机构就没法工作了，瘫痪了，像文革那样了。俗话说“法不治众”嘛。我们对学员讲，当然要强调腐败分子是极少数，绝大部分干部是廉洁奉公的，是主流。这是习校长的精神。实际上腐败也是相对的，二十年前你贪污五千块钱就是犯罪，现在你贪污十万块都不算个屁了。

主持人：还有人想发言，因为时间关系，座谈会只能到此为止了。今天，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我们中央党校党史教学部的同志们党性特别强，水平特别高，而且完全相信同志们一定会把中央的精神准确地融汇贯通到教学科研中去。我还看到，我们的教员和教研环境就是与校外的不同，在领会中央精神方面具有巨大的优势，而且这一优势会不断地延续下去的。

散会之前我想提醒大家一下：今天这个座谈会是内部举行的，我看到有的同志做了记录，请不要外传。因为我校不同于社会上的一般院校，观点不尽相同，免得出现不必要，不健康的争论，有损社会和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b2ac60cf0102w8w9.html
http://blog.renren.com/share/127136756/7091965498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b1b782d0102w3e7.html

弗里德曼：自由才是奇迹之源！

弗里德曼：自由才是奇迹之源！

2015-10-19 米尔顿•弗里德曼 经济学原理


编者按：人类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已经长达数千年，为什么只有在最近几百年才出现了经济发展的飞跃？为什么像美国这样一个立国不过二百余年的国家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经济奇迹的原动力究竟何在？在这篇小短文中，米尔顿•弗里德曼用雄辩的语言给出了坚定的回答。（本文摘编自《自由选择》序言。）

自由才是奇迹之源

米尔顿•弗里德曼



自从欧洲人首次向美洲殖民——1607年在詹姆斯敦，1620年在普利茅斯——以来，美国就成了一块磁石，吸引着人们，有来冒险的，有从暴政下逃出来的，或者干脆就是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谋求较好的生活的。
开始时是涓涓细流，但在美国独立战争和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以后，细流慢慢变粗，到十九世纪就成了一股洪流。千百万人不堪忍受苦难和暴政，被自由和富裕的生活所吸引，横渡大西洋和太平洋来到了美国。
他们踏上美国国土时，并没有发现黄金铺的路；生活也不象从前想象的那么好过，但他们确实获得了自由，获得了充分发挥他们才能的机会。靠着苦干、精明、节俭和老天爷的保佑，大多数人实现了自己的希望和梦想，诱使他们的亲戚朋友也来参加他们的奋斗行列。
美国的历史是一部经济奇迹和政治奇迹同时发生的历史。之所以能够发生奇迹，是因为美国人把两套思想付诸了实践——说来也巧，这两套思想都是在1776年公诸于世的。
一套思想体现在《国富论》里，这部伟大的杰作使苏格兰人亚当•斯密成了现代经济学之父。该书分析了市场制度为什么能把追求各自目标的个人自由同经济领域里生产我们的衣、食、住所必需的广泛合作结合起来。亚当•斯密最重要的见解是：参加一项交易的双方都能得到好处，而且，只要合作是严格自愿的，交易双方得不到好处，就不会有任何交易。在大家都能得到好处的情况下，不需要任何外力、强制和对自由的侵犯来促使人们合作。正如亚当•斯密所指出的，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只盘算他自己的得益”的个人“受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引，去达到一个同他的盘算不相干的目的。对于社会来说，同他的盘算不相干并不总是坏事。他在追求他自己的利益时促进社会的利益，常常比他实在想促进时还更有效果。我没听说过，那些装作是为公众的利益做交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


《国富论》封面

第二套思想体现在独立宣言中，该宣言由托马斯•杰斐逊起草，表达了他的同胞的普遍情绪。它宣告了一个新国家的成立，这是历史上按照人人有权追求自己的价值的原则建立的第一个国家：“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自明的，即所有的人天生平等，上帝赋予了他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有生活、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


独立宣言的签署

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用更为偏激和绝对的话说：
“人类有理由为之个别地或集体地干涉任何一部分人的行动自由的唯一目的是自我保护。……对文明社会的某一成员正当地强制行使权力的唯一目的是防止他对别人进行伤害。人类自己的长处，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不是足够的理由。……任何人的行为对社会负责的部分只是关系到别人的部分。就其仅仅关系他自己的那部分来说，他的独立按道义说是绝对的。对他自己，对他自己的身心，个人就是主宰。”
美国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实现独立宣言中的各项原则而奋斗的历史——开头是反对奴隶制的斗争（最后通过一场流血的内战而解决），后来是促进机会均等的斗争，最近则是力图达到收入均等的斗争。
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必要前提。如果人们在没有高压统治和中央指挥的情况下能够相互合作，那么这可以缩小运用政治权力的范围。此外，自由市场通过分散权力，可以防止政治权力的任何集中。把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在同一个人手里，肯定会给人民带来暴政。
十九世纪，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结合，给英国和美国带来了黄金时代。美国甚至比英国更繁荣。它以清白的历史开始：阶级和等级的余毒较少；政府的限制较少；而土地则较为肥沃，人们可以去努力开发，去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还有一片尚未开发的大陆，等待着人们去征服。
自由的繁殖力在农业上表现得最为显著。在通过独立宣言的时候，只有不到三百万欧洲人和非洲血统的黑人（即不包括印第安土著）占据着沿东海岸的一块狭长地带。当时农业是主要的经济活动。要用95％的劳力来养活全国的人口和提供粮食剩余，以换取外国货物。今天，只用不到５％的劳力就能养活二亿二千万居民并提供大量的粮食剩余，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
这一奇迹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呢？显然不是政府的中央指导，因为俄国及其卫星国、大陆中国、南斯拉夫和印度等国目前虽然依靠中央指导把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劳力用于农业，但仍然时常要依赖美国的农业来避免大规模的饥荒。在美国农业获得迅速发展的大部分时期，政府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人们可以得到土地——但却是些以前什么也不出产的地。十九世纪中期以后，美国建立了一些由政府赠与土地的农学院，它们依靠政府的资助传播情报和技术。但是毫无疑问，美国农业革命的主要动力是在自由市场上发挥作用的个人积极性。这个自由市场是向所有人敞开的；当然，可耻的奴隶制下的奴隶是无法进入自由市场的。而最迅速的增长是在废除了奴隶制以后。千百万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自由地为自己而劳动，其中有些是独立的农民或工商业者，有些则按照相互协议的条件为别人工作。他们可以自由地试验新技术——试验失败的风险由自己承担，试验成功的好处归自己所有。他们得到政府的帮助极少。更重要的是，他们遭到政府的干涉极少。
政府开始在农业中起主要作用是在本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及其以后的时期。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限制产量，以保持人为的高价。
农业生产率的增长是靠了在自由的刺激下同时发生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带来了使农业发生革命的新机器。反过来，工业革命又依赖农业革命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工业和农业手携手地共同向前迈进。
斯密和杰斐逊都把政府权力的集中看作是对老百姓的巨大威胁；他们认为，不论什么时候都应该保护公民免受政府的专制统治。这就是弗吉尼亚权利宣言（1776年）、美国权利法案（1791年）以及美国宪法中规定的三权分立的目的；也是英国十三世纪颁布大宪章和十九世纪末改革法律机构的推动力。在斯密和杰斐逊看来，政府应该是仲裁者，而不应是当事人。杰斐逊的理想，正象他在1801年的首次就职演说中所说的那样，是建立“（一个）开明而节俭的政府，它将制止人们互相伤害，但仅此而已，在其他一切方面将放手让人们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和从事自己的事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成功，减少了它对后来的思想家们的吸引力。十九世纪后期的政府受到严格限制，集权甚少，不危及老百姓。但另一方面，它的权力也很少，使好人做不了好事。在一个并非尽善尽美的世界上，还有许多罪恶。的确，正是社会的进步使残余的罪恶显得更加可恶可憎。象往常一样，人们认为事情必然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他们忘记了一个强大的政府对自由的威胁，心里想的只是更为强大的政府所能做的好事，认为只要权力掌握在“好人”手里，政府就会做好事。
这些思想在二十世纪初开始影响英国政府的政策。而且被越来越多的美国知识分子所接受。但直到三十年代初期的大萧条时，才开始对美国政府的政策有所影响。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指出的，大萧条是政府在金融领域中的失败造成的。在金融领域，政府自建国初期以来就一直在行使权力。但是，政府对于大萧条的责任，当时和现在都没被认识。相反，人们却普遍认为大萧条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失败造成的。这个神话使公众也加入了知识分子的行列，改变了过去对于个人和政府的看法。原来人们强调个人对自己的命运负责，现在却强调个人应象象棋中的小卒那样由外界力量来摆布。原来认为政府的作用是充当仲裁者，防止人们互相强迫，现在却认为政府应充当家长，有责任迫使一些人帮助另一些人。
这种看法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支配了美国国内形势的发展。各级政府的规模越来越大，地方政府的权力和本来由地方政府掌管的事业，被越来越多地移交给了中央政府。政府以安全和平等为名，越来越经常地把从某些人那里得到的东西给与另一些人。政府制定出了一项又一项的政策来“管理”我们“对目标和事业的追求”，把杰斐逊的名言完全颠倒了过来。
人们本来是出于好意，是为了增进自身的利益。但现在即便是最起劲地鼓吹福利国家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结果是令人失望的。在政府活动的领域，正如在市场中一样，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但它的作用正好同斯密的那只手相反：一个人如果一心想通过增加政府的干预来为公众利益服务，那他将“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去增进同他的盘算不相干的”私人利益。这一结论将在本书一些章节考察政府行使权力的那些领域时得到一次又一次的证明。无论是建立安全或平等，或是促进教育，保护消费者或工人，还是防止通货膨胀和促进就业，总之，在政府行使权力的一切领域，都证明了这一点。
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迄今为止，“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以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这不断的努力常常强大得足以战胜政府的浪费，足以挽救行政上的大错误，使事情趋于改良。譬如，人间虽有疾病，有庸医，但人身上总似有一种莫明其妙的力量，可以突破一切难关，恢复原来的健康。” 也就是说，迄今为止，亚当•斯密的这只看不见的手强大得足以克服活动在政治领域里的那只手造成的麻痹作用。
近来的经历——经济增长缓慢，生产率下降——向人们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如果我们继续把越来越多的权力交给政府，继续把权力授给公务人员这样一个“新的阶级”，让他们代表我们花费越来越多的收入，那么，个人的独创性是否还能克服政府控制的麻痹作用。一个日益强大的政府迟早将摧毁自由市场给我们带来的繁荣，摧毁独立宣言庄严宣布的人类自由。这一天的到来，也许比我们许多人预料的要早。
我们还没有陷入无法挽回的境地。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仍有自由选择的机会，是继续沿着“通向奴役的道路”（这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为他的一本意义深刻而颇有影响的书起的名字）疾驰下去，还是加紧对政府的限制，在更大的程度上依靠人们自觉自愿的合作来达到我们的目标。我们是听任黄金时代结束，而沦入大多数民族过去一直遭受而且目前仍在遭受的专制统治和苦难呢？还是运用我们的智慧、先见之明和勇气来改弦更张，记取经验教训，而从“自由的复兴”中得到好处？
如果我们要作出明智的抉择，我们就必须了解我国制度的运行所依赖的基本原则，既要了解亚当•斯密提出的经济原则，又要了解杰斐逊提出的政治原则。斯密的经济原则告诉我们一个复杂的、有组织的、顺利运行的制度为什么能在没有中央指导的情况下获得发展并繁荣兴旺，同时告诉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可以不采用强制性手段而使人们相互协作。我们必须懂得为什么试图以中央指导代替合作会造成那么多损害。我们也必须懂得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之间的密切关系。
幸好，潮流在转变。在美国、英国、西欧各国以及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里，人们对政府作用的增大带来的威胁越来越有所认识，对所遵循的政策越来越不满。这一转变不仅反映在舆论上，也反映在政治领域里。对于我们的议员们来说，唱不同的调子乃至采取不同的行动，正在变成政治上有利的事。我们正经历着公众舆论的另一次重大改变。我们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使人们更加相信个人的积极性和自愿的合作，而不是转向完全集体主义的另一极端。

附视频：

编者注：自由和民主是两个长期被混淆的概念。但是在本质上，两个概念并不相同，甚至有时还会产生冲突。在这个段视频中，弗里德曼将会向大家阐明自己对自由和民主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