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23日星期三

自由市场经济才是通向繁荣的保障

 自由市场经济才是通向繁荣的保障


自由市场经济包含的不可或缺的两个元素,就是自由市场和最少的政府监管。 




美国在实行彻底的自由市场经济和最少的政府监管上,在当初其实是独创的,那时欧洲在王权之下,没有一个国家是这么做的。 




当时在苏格兰有一个大学教授叫亚当・斯密,Adam Smith,他写了一本后来很有名的书,叫《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这本书设计了那么一个经济理论,当年其实不光他在思考,法国有几个经济学家也构想出了相似的理论,但是在英国、在法国都没法用,当时都还是王权。亚当・斯密的这些经济理论,变成了一种象知识分子在象牙塔里想出来的东西,没有地方可以实践。 




年青的共和国实践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带来一片荣景 




美国的建国者们看中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把它在美国用起来。所以这个《国富论》所阐述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终于找到了一片实践的领土,得到整个一个国家的试验。 




试验的结果是什么呢?1787年美国宪法在制宪会议上获得批准,在1789年正式生效之后,到1905年差不多一百二十年,一百二十年之后的美国,以世界5%的领土和6%的人口,生产出了全世界50%以上人口吃穿住行所需要的一切,包括生活奢侈品,缔造了超大的市场。这就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美国实行下来的结果,是相当惊人的。 




自由市场经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会让生命的各个方面都得到提升。依照自然法则,人有生命就会发明、创造,制造出财富,如果一个人没有了他应有的开发、创造、拥有、增加、控制、交易和支配他的财产的权利,那么这个人本质上是没有自由的。对任何的政府而言,既然保护人的生命,当然也要保护人所创造的一切财富,因此自由市场经济是与之紧密结合的,人创造了产品要能够拿去交易,变成更多的财富,这是生命的自然延伸。 




自由市场经济的六项清晰原则 




我们有必要来说一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里所讲的经济系统,或者说当年美国经济的本质。他有几条很清晰并且很简单的经济原则。 




第一就是,各展所长。每个人寻找你自己擅长的专业,专门生产一类东西,并且把它做的很好。 




第二,政府不干预市场交换。人们在自由市场上做买卖、交换东西,政府别管别干预。




第三,由自由市场连接供求双方。 




第四,价格由竞争来决定。政府不能定价,谁也不许定价,价格是由竞争来决定的。 




第五,利润来自于产品价值。说白了就是,你做的东西不好你就没利润可赚。 




第六,用竞争来提高品质、增加产量和压低价格。 




这就是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简单的几项经济原则表述国,其中还伴随其他的重要元素叫作经济自由。 




今天我们说起这些来好像是白话一样,不足为奇,但在当时却是一个首创。它规定政府不能定价,可是政府就是喜欢定价,价格高了他就想来抑制价格,哪里缺乏了什么东西,他就想把东西从这边运到那边去,政府看到问题都喜欢插手。所以美国在那个时候开始施行的经济体系是自由市场经济,政府把自己的手从市场抽走。 




实现自由市场经济,有四个基本的经济自由要保证。第一就是尝试的自由,允许任何人尝试制作产品;第二是购买的自由,你不能说不允许我买哪个东西,或者不买哪个东西;第三是销售的自由,我想去哪里卖就去哪里卖,卖家不受区域的局限;第四是失败的自由,我可以失败,可以破产,破产是正常的,这样我可以重来。这四个自由就保证了经济活动的畅通。 




政府应该扮演的有限角色与需承担的责任 


美国国父们认同亚当・斯密的看法,一个国家经济繁荣所面临的最大的威胁就是政府对于民间企业和经济活动的肆意干预。  




但是政府又不是没有角色可以扮演,有四个方面的责任,一定要有政府来承担: 




第一,政府有责任铲除市场上可能存在的强买强卖的行为或者势力。 




第二,政府要杜绝在市场上出现的欺诈行为,杜绝欺诈,比如在产品质量、产地、厂商等方面说谎。 




第三,政府负责杜绝垄断。当生意太成功了,我就随意定价,成功到挤垮所有行业经营者,那政府就要来管。 




第四,就是政府要杜绝败坏道德的产品。比如色情、淫秽、娼妓、毒品、赌博等东西就必须杜绝买卖,这个政府要负责管的。 




政府被赋予的这四种角色,很有道理,政府就像市场上的一个警察,维持秩序,管经济活动中的不法行为和不道德的事情。 


 


亚当・斯密的这套经济理论实施之后,美国一片繁荣,从此美国就超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 




美国经济巨轮偏航的历史原因




到了1900年后,美国经济出现了一些大的变化,那时出现了几件比较大的事情:一个是大规模的罢工,让美国人很困扰,怎么我们搞资本主义搞得这么多工人起来罢工?另一个是强大的托拉斯的出现,钢厂、铁路公司,越做越大,最后他开始把持价格,让美国人很忧虑。第三就是,神秘的经济周期的出现,就是经济危机,当时人们觉得看不太懂这种荣衰,觉得是不是资本主义带来的罪恶?第四就是,出现强大的工会,跟政府说我们要均贫富。所有这些都引起了对自由经济制度的某种怀疑。到了1929年发生了大萧条,美国经济一夜之间垮下去,那个事件成为了“旧时代”与“新时代”的分水岭。 




大萧条之后,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总统,开始了强大的中央政府,由政府花钱来搞“新政”。自那之后,很多人就认为,当初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老一套了,带来很多资本主义的罪恶,现在进入新时代了,我们要重新来解决它。那时代替亚当・斯密理论的,就叫做《资本论》,卡尔・马克思的东西。《资本论》进入了美国的很多大学,从那以后大学不再教《国富论》了,也不教这个国父的经济观点,反而是教卡尔・马克思的东西了,凯恩斯主义还没有到位,但是已经开始一步步出现了。这就是美国逐渐走向中央政府,包括某种程度的计划经济的历史。 




直到二次大战之后,从1951年后的60年代之后,美国的学者才逐渐回头去找亚当・斯密的书,重新认识亚当・斯密理论的简单与神奇。 




《飞越5000年》作者斯考森先生的看法是,其实大学经济系的学生,第一年就应该读亚当・斯密的书,然后读美国建国时期这些建国先父们写的联邦文籍,这是学习如何办经济的最好办法。美国人需要走向回归,回归当初国父和亚当・斯密他们为经济所开出的处方,其实是让社会真正繁荣的良方。 




但是,要让社会和经济持续、稳定的繁荣,需要更正一件历史上没有完成的任务,那是什么呢? 




造成美国经济荣衰周期的货币问题 




《飞越5000年》这本书中,检讨了美国在经济设计中一个比较致命的错误,就是美国的货币政策。 




在费城开制宪会议时,国父们就决定了美国的货币,即美元,必须不受任何外来力量操纵或影响,而完全由人民来决定。因为国会是由人民选出的民意代表组成,所以美国人民的代表就是国会,所以,美国的货币的政策必须由国会来决定。 




不仅如此,先父们还阐述了国会要保证货币购买力的稳定,不论是对内,还是对外。 




另外,纸币的背后必须对应真金白银的贵重金属,就是今天我们说的“金本位”。今天美元不是“金本位”了,它背后是所谓美国政府的信誉,所以印多少钞票,美国政府自己可以自主决定,如果它大印钞票,大家就只能接受可能的通货膨胀。 


 


但是国父们当初要的不是这个,乔治・华盛顿当时就明确说,我们不能让货币贬值,美元背后一定要是金、银。 




不幸的是,这个政策没有被落实。因为宪法刚确立时,美国面临的是经济凋敝,加上欧洲和美国的大银行施加的巨大压力,以及其它的政策失误,结果最后政府把发布货币的权力交给了一群银行组成了一个联合银行“美利坚银行”,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今天它叫“联邦储备局”。 




当时建国先父之一的托马斯・杰佛逊当时对这样做非常生气,他大声谴责:如果我们把货币权交给银行,他们就会用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的法子,(这么一张一缩之下),让他们自己、和靠他们长大的那些公司自肥,而美国的孩子会发现他们的父亲所创造的财富和家园会丧失。因此,货币权必须还给人民,还给国会! 




托马斯・杰佛逊所发的警告也许听起来太过严重一点,但是有没有这样的迹象呢?每一次经济衰退发生后,丢掉房子、关掉公司的是不是借房贷的小老百姓?把房子收走的是不是银行?杰佛逊有没有他的预见力?  




另外,老百姓在辛辛苦苦赚了工资之后,把钱存在银行,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货膨胀就会使这些工资缩水、价值流失,这已经是我们已经早已习惯的现象,但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这种现象对吗?货币为什么要自动地、不断地失去价值?老百姓什么错事都没有做,他们的财富为什么会自动缩水?应该这样吗?这些消失的财富,跑谁那儿去了呢 




这就是我们要探讨的货币问题。 




在美国,有个概念,叫做“分数银行业务”,fractional banking。什么意思呢?就是银行目前即使资产只有一百万美元,它却可以放出四-五百万美元的贷款,也就是说它实际的一百万美元资产,只需要是它放贷总量的几分之一(这就是“分数”的由来)。 




托马斯・杰佛逊说,银行放出去的贷款,其中75%都是不存在的假钱。银行放出比它实际资产多4-5倍的钱,人们拿了这些银行借来的“不存在的”钱,开始修房子、开公司,把经济泡沫吹得大大的,等这个泡沫“啪”破掉后,银行再把这些撑不下去的房子或公司收到自己手里。所以,经济“荣”的时候,银行从它放出去的假钱中赚4-5倍的投资回报,经济“衰”的时候,它把付不起贷款的房屋或公司收归自己所有。这种经济的荣、衰已经持续了200多年,只不过是在工业化之后,频率和幅度更大而已。 




但是这里,银行能够贷出比它实质资产多几倍的贷款的现象,就是因为银行自己为自己开绿灯,为了自肥而产生的制度。 




在美国的历史上,从杰佛逊总统、杰克森总统到林肯总统,都曾经想把造币权从银行的手里收回来,还给国会,并且规定银行只能有多少钱,贷多少钱出去,禁止放贷假钱,从而打破这种经济的“荣衰”的周期,但是,都功败垂成。 




美国经济要重新腾飞,须回归先父制定的原则 




因此,很多的美国经济危机,一轮起一轮落的这个状况,依照建国者们的理论,就是由银行造成的。当然,1900初诸多的社会问题,话题太大,我们就不详述了。 




川普(特朗普)总统当政以后,实施了一系列措施重振美国经济,成效令人刮目。那么在未来某个时候,保守派政府更强大的时候,斯考森先生认为应该制订一个法律,彻底更正国家的经济政策,回归到立国原则上来: 




第一,就是回复金本位,货币背后用黄金来支持。 




第二,印币的权力要从联储局拿回来给国会。当然在实际操作上可能还有很多现在预料不到的事情,但是要走回到正确的路上,确实是要这样做。 




如果美国更正了这一项历史上的错误,斯考森先生相信可以让美国这一已经领导世界的国家,拥有更加强壮和更加健康的经济,能够腾飞得更高、更远。 




这就是自然法所带来的经济体系——自由市场经济加上最少的政府监管,是走向繁荣的正确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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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人人都想做官的国家无法强盛

 福泽谕吉:人人都想做官的国家无法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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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园地  今天

   “一个国家所以能够独立,那是由于国民具有独立之心。如果人人都想做官、举国上下都是老一套的十足官气,那么国家无论如何不能强盛”。


    这是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众多名言中,最具含金量的一句。

    但鲁迅先生曾经指出:“中国人的官瘾实在太深,汉重孝廉有埋儿刻木,宋重理学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1926年《学界的三魂》)这将那些有官瘾的人刻画得淋漓尽致。

    很多中国人以为,福泽谕吉是主张日本对外侵略的第一理论家,殊不知他对日本的首要贡献,不是“扩张”,而是“独立”二字。

    众所周知,现行1万日元大钞正面,印着福泽谕吉的头像。一万元是日本钱币最高面额,旧款一万日元的主人是日本“释迦牟尼”圣德太子,而福泽以新换旧,可见在日本历史的地位和影响力超过了圣德太子。

    近代日本崛起于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成于“三杰”: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桂小五郎)。“三杰”里并无福泽谕吉,但是为什么日本人在最高价值的钱币上留下了福泽,而不是西乡、大久保呢?

    这主要是因为,维新三杰都是政治家,这些政治家推动的是对日本国家制度的改变,而福泽谕吉是思想家,他改变的,是日本的世道人心。

    福泽谕吉对日本人心的最成功改造,是令近代日本人由“人身依附之心”集体转向“独立之心”。

    虽然福泽谕吉没像西乡隆盛那样,用武力推翻幕府、推行政改,但在倒幕维新的多事之秋中,他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办学办报,在兵荒马乱中坚持开启民智,鼓吹西化。

    福泽谕吉对明治维新的贡献,相当于亚当斯密加上约翰洛克对英国的贡献。可以说,他是明治维新的思想导师与精神领袖。明治维新成功后,作为“突出贡献者”,福泽谕吉当然也受到天皇和首相盛情邀请,入阁做官,但他却一再拒绝,终生没有做官。

    当时日本虽处近代,但依然存有东方传统,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能够飞黄腾达做个一官半职,在这种情况下,有机会做大官的福泽却不愿做官,人们不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

    当时福泽谕吉给出的答案是——“愿做独立的榜样”。

    福泽谕吉指出,人人想作官的弊端——那种情况有如苍蝇麇集在腐食上一样。人人都认为不依赖政府就没有发迹的机会,因而就毫无自身独立的想法。

   福泽谕吉认为:一个国家的强盛之道,首先在于强民,而强民的标志,是国民具有独立之心。

   福泽谕吉认定,人人想作官的思想是孔子儒学教育的遗害。所谓“青云之志”乃是祖先遗传下来的“官场迷信”,他希望能从这种迷信中把人们唤醒,使之懂得文明独立的本义。


    谁也不曾想到,这个日本“独立之父”,早年竟然还是“儒家信徒”。

   福泽谕吉1835年出身于武士家庭。家境贫寒,直到14岁才入当地的私塾学习汉学,尔立之年成为远近闻名的汉学家。汉学家福泽谕吉的思想巨变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正值不惑的他三次赴欧美考察,其思想受到西方文明的猛烈冲击。于是曾经主张“和魂汉才”的福泽谕吉思想发生巨变,开始重大转型、投向“和魂洋才”。

    福泽谕吉的思想巨变在他的著作《劝学篇》及《文明论概略》中体现深刻。在《劝学篇》里,他把学问当做个人及国家独立的工具。福泽谕吉将学问分为两种:有形的学问(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无形的学问(心理学、神学、理学等)。在福泽谕吉眼里,实用的知识最为重要,而远离生活实际的知识则次之。

     福泽谕吉反对脱离实际的学问,出于这种思想,他开始排斥孔子,摒弃儒学及汉学。因为他判定儒学及汉学是近代社会“脱离实际的学问”。

    福泽谕吉认为,世上的事物千千万万,教师不可能将它们全部传授给学生,因此,发展能力比传授知识更为重要。所谓能力,即研究和处理事物的能力。而能力不是单一的,它包括记忆能力、推理能力、想象能力。这些是独立的人与独立的国家最需要的有用东西,而落伍的儒学是提供不了的、无用的。

    福泽谕吉主张重视实用知识的学习,他眼中的“实用知识”就是指洋学,即西方科学。所以他大力提倡学习西洋科学,他不仅重视数学等自然科学,对法学、社会学等西方社会科学也更为推崇。 

    福泽谕吉的“弃汉从洋”和“独立”思想在近代日本影响巨大,近代日本禀承他的思想,在明治维新时期的近代化过程中明确提出“和魂洋才”的标志性口号。并且,在他创办的庆应大学和《时事新报》影响下,一批独立知识精英、新日本人脱颖而出。

    福泽谕吉称自己对政治不热心,其实,笔者依其一生作为而分析——他并非对政治不关心,而是看不起官,不屑作官。他并不认为,一个校长的影响力就不如一个首相。他给自己的角色定位,应该是“日本国家大校长”。

   作为 “日本国家大校长”,他与日本政治家一道改变了日本。如果把国家比喻成一杯水,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日本政治家改变的是杯子的形状,而他改变的,则是水质。

    做为现代日本之父,《脱亚论》的作者。福泽谕吉,在解析中国儒学,倡导西学维新的论述中,从“人与人平等”作为切入点,并宣扬“人心解放”和“人欲解放”的自由精神。此人对中国儒学洞察透彻,一击中的。在儒家的伦理道德中,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对人性与精神的压抑,正是使人不能独立,不能发展,不能创造的命门。

   福泽谕吉在他的论述中指出,三纲五常的关系模式并不是人性中固有的和普世的。孔子为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经验局限,他的学说虽然代代相传,但永远只能基于治与被治的模式上,并非是放之四海的真理,一旦知识进步,文明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失效,而人类知识和文明的进步其实是独立于儒学而发展的。儒生除了死读书和做官之外一无所成。

    福泽谕吉高度赞扬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在于解开了人们精神上的枷锁,使人的心灵和思想得到了解放。注重精神之独立自由是所有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为之奋斗的目标。只有中国的儒学,永远让你匍匐在孔子的脚下,不得站立起来。

    福泽喻吉是日本文化维新运动的开山鼻祖,在日本历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他让日本彻底摆脱了孔儒的羁绊,大步向现代文明国家迈进。福泽喻吉是现代日本的指路明灯,他的头像被印在10000日圆的正面,供世人永久敬仰。


    福泽谕吉主要的思想特征是反对封建社会的身份制度。他激烈地抨击封建时代的专制压抑。福泽在其著作《劝学篇》第一篇开篇第一句即是“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可见其对于封建专制的抨击和对自由平等的肯定。更在《劝学篇》后续篇章中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近代化思想。此外,他也吸收了西方的社会契约论,提出要使国民和政府的力量相对均衡。

    这种均衡说体现了福泽谕吉独特的政治理念,反映出他并非完全照搬西方的政治学说。此外,福泽谕吉在其著作《劝学篇》中强调“一人之自由独立关系到国家之自由独立”。而要达到个人的自由独立,就必须要具备数学、地理、物理、历史等等现代科学知识。福泽谕吉的代表性语言就是“独立自尊”,这也成为了他死后的戒名。福泽谕吉毫无疑问是明治维新时代的最高级别的精神导师之一。其著名著作是《劝学篇》17篇,《福翁自传》,《脱亚论》。尤其是《劝学篇》十七篇,在当时的日本几乎人手一本。

    福泽谕吉终其一生都致力于在日本弘扬西方文明,介绍西方政治制度以及相应的价值观。他在《时事新报》发表了著名的短文《脱亚论》,积极地提倡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应该放弃中华思想和儒教的精神,而吸收学习西洋文明。基于优胜劣汰的思想,他认定东方文明必定失败,因此他呼吁与东亚邻国绝交,避免日本被西方视为与邻国同样的“野蛮”之地。他对当时的东亚其他国家采取蔑视的态度,比如将满日甲午战争描述为一场“文野(文明与野蛮)之战”;认为朝鲜王朝‎、清朝是“恶友”。故而《脱亚论》又被认为是日本思想界对亚洲的“绝交书”。

    福泽谕吉对于西洋文明并非没有取舍。可以说在其自由主义的表象之下,始终贯彻不移的是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此后,也有人批评福泽谕吉是一位肯定侵略行为的种族歧视主义者。但是,根据平山洋的《福泽谕吉的真实》(文春新书)的文字,其实这应该归因于《福泽谕吉传》的作者、《时事新报》的主笔、《福泽全集》的主编石河干明。

    根据平山的论点,虽然福泽谕吉批评了支那(中国)和朝鲜的政府,但是并不是贬低其民族本身。但根据《脱亚论》,事实上当时福泽谕吉认为日本、中国之间如同近邻。而日本已经将旧的茅草房改建成石房,但中国仍然是茅草房。所以福泽谕吉认为应该想方法令中国也改建为石房,不然代表中国的茅草房着火一样会影响到改建成石房的日本。为了代表日本的房子的安全,日本应该不惜强占还是草房的中国、朝鲜,帮助其改建成石房。而且事实上,福泽谕吉甚至还通过出资购买武器来资助过当时朝鲜的政变。

    所以无论如何认为,作为日本当时的精神导师的福泽谕吉在推动日本走向侵略道路的问题上绝对难辞其咎。他在《脱亚论》中对亚洲的观点,尤其在当时福泽谕吉作为明治时期的日本民众精神导师的地位导致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民众的心理,而这种普遍存在的观点,成为日后日本军队在亚洲国家实施暴行的思想根源。在一些学者的眼中,他更是日本侵略亚洲路线的基本设计者,堪称“日本近代第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而福泽谕吉”的理论至今仍在影响着日本的发展,可以说是“现今日本政治右倾化思潮的总根源”。

本文来源:外交内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