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12日星期四

郭贤良:论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

郭贤良:论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

http://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91571

作者: 郭贤良

(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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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自由(网络图片)


这两天闲来无事就想整理一下电脑,却发现了一篇挺有意思的旧文,是毛左尹国明写的一篇文章《我为什么打李承鹏?》,作者为了对其暴力进行粉饰,除了所谓的爱国主义这个理由外,还向读者介绍了他的一些共产主义政治理念,意思无非是想向读者表明,他打李承鹏,不是为了个人恩怨,而是为广大劳动人民争取幸福不得已采取的一种必要措施――就像打砸日本汽车一样,威慑那些宣扬民主自由的右派,已达到清除妨碍劳动人民通向幸福之路的障碍这个目的。



我一直喜欢理论思考,为了尽可能获得真理,在书籍的选择上不敢稍有偏颇,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仅通读了有关西方民主理论的书籍,也通读了有关共产主义理论的书籍。因此,一眼就能看出尹国明文章中的错误观点。下面就指出来和读者分享。



尹国明在文章中说道:“但是他们推销的是怎么样的民主呢?说来说去,无非就是多党选举和三权分立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以开放报禁为主要内容的媒体自由,还有司法独立为主要内容的法治等内容。这些看起来很美,其实不过是一个肥皂泡。民主是手段,目的是为了让社会资源得到公平的分配,不仅仅包括对政治资源的公平分配,更要包括对经济资源的公平分配。前者叫政治民主,后者叫经济民主。经济民主是政治民主的前提和基础,亿万富翁和失业工人‘政治权力相同’不过是李承鹏们编织的神话。西方国家是多党制,但是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亿万富翁和失业工人两极分化的社会现实。因为任何政党要选举上台,前提都是承认宪法规定的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在这种情况下,主张公有制的政党就陷入了坚持公有制主张和尊重宪法执政的二难选择,其结局是要么像意大利共产党一样改旗易帜,要么像日本共产党一样‘万年在野’。即使有个别主张公有制的政党通过选举上了台,也无法打破私有制为主体的宪法紧箍咒。”



在上面的引文中,尹国明对民主政治的理解有三个错误:



一、他知道民主是手段,公平分配是目的,但是他却不知道要达到公平分配这个目的需要什么样的手段。如果没有三权分立这个民主制度来限制政府官员的权力,政府官员凭什么要进行公平的分配?毛泽东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能公平分配吗?不能!在宝马车不够分配必须有人骑自行车的情况下,谁来开宝马车?谁来骑自行车?在饿死几千万人的时代,为什么饿死的都是普通农民,而不是政府官员?这算公平分配吗?回忆一下毛泽东时代政府大院门口的那些内部商店吧:那里摆放着国外进口的高档商品,但是要凭票购买。谁手里有票?还不是那些政府官员!购物票永远也不可能分配到工人、农民手里!公平分配确实十分重要,英国思想家瞻姆士•哈林顿甚至强调说:“国家的奥秘就在于均分和选择。”(《大洋国》第23页)虽然大家都知道公平分配的重要性,可是很多人却不知道怎么来达到公平分配这个目的。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是实现公平分配的最好的制度设计。哈林顿用两个小孩分饼的例子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两个小孩从大人那里得到一块饼,怎么才能实现公平分配呢?办法其实很简单,一个小孩负责切饼,另一个小孩先拿。切饼的小孩因为没有权利先拿,所以就会尽可能把饼切成一样大,否则大的一块肯定会被另一个小孩拿走。这就是三权分立的政治原理: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切饼)必须交给议会批准(先拿),众议院制定的法律(切饼)必须交给参议院批准(先拿)。独裁政府为什么要反对民主制度?就是因为独裁者想把切饼和先拿的权利都掌握在自己手里!毛左不懂这个道理,把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建立在对人性不切实际的幻想上,错误地认为资产阶级的人性是丑恶的,只有无产阶级的人性才高尚,因此,他们认为只有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社会政府权力才需要约束,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社会政府权力就不需要约束。在共产主义社会,政府官员总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总是把大的饼让给别人自己拿小的一块。这种幼稚的观点,不是已经被毛泽东时代证伪了吗?毛左宣称毛泽东时代的政府官员民主廉洁,这在逻辑上就不能自圆其说。如果他们真的民主廉洁,毛泽东就完全没有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毛泽东发动红卫兵来造当权派的反,就是因为毛泽东认为当权派已经腐败了。要知道,这些已经腐败的当权派,他们曾经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曾经在抗日战场拼杀过!曾经推翻过蒋介石政府!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他们全都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啊!可见,要保障公平分配,无产阶级人性是不能指望的,只能依靠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决不是什么漂亮的肥皂泡!



二、把民主分为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是错误的。在我涉猎过的著作中,最先进行这种划分的是美国芝加哥约拉大学哲学教授戴维•斯韦卡特,他是“市场社会主义”者,他在《反对资本主义》一书中对他的经济民主作了详细阐述,但是,他的观点是十分肤浅和幼稚的,由于超出了本文的论述范围,笔者就不对其进行批判了。



民主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它是与独裁相对的。虽然西哲先贤把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分为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三种形式,但君主制和贵族制本质上都属于独裁制,所以在政治制度的形式上可以简单地划分为民主制和独裁制两种。政治制度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设计形式,所以只能在国家这个层面谈论,不能用来谈论国际问题,也不能用来谈论低于国家层面的地区问题和经济问题。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可能用三权分立来设计,地区之间的关系也不可能用三权分立来设计,可以用三权分立来设计的实体,只能是国家本身。经济问题不能用三权分立来设计,所以提出所谓的经济民主是毫无意义的。



民主是用来保障自由的,所以我们可以把政治权利的行使叫做政治自由,把经济权利的行使叫做经济自由。尹国明把自由和民主这两个观念混为一谈了,他所说的经济民主,其实是指经济自由。政治自由是指公民有权选择国家领导人、有权结社、有权游行示威、有权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愿望;经济自由是指经济主体有权选择所有制形式、有权选择分配形式。经济自由并不是政治自由的前提,恰恰相反,政治自由才是经济自由的前提和保障,没有政治自由就不可能有经济自由,但是,有了经济自由却不一定会有政治自由。在中国历史上,人民从来没有政治自由,所以经济自由也是没有保障的,王安石的改革就是一个例子,只要政府没有钱用了,一个晚上就可以让私有制变成公有制。在政治自由的国家,人民就一定有经济自由,人民有权创办私人企业,也有权联合起来创办合资(集体)企业,一句话,政治自由保障了人民的经济自由。



在共产主义国家,政府不允许私有企业存在,人民是没有经济自由的。毛左以为在公有制下,劳动者的收入平等了,政治权利也就可以平等了,其实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不知道,要维持这种单一所有制的经济形式,必须首先剥夺掉人民的政治自由。也就是说,只有在政治上推行独裁制,才可能在经济上搞公有制,公有制不是政治自由的前提,而是政治自由的杀手。我们假设某个国家从城市到偏远的山区之间有大片的土地,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可以平均分配到一块土地。我们从土地的分配,就可以看出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的关系。众所周知,城市的生活要比农村方便得多,人人都希望分到城市附近的土地,如果人民有政治自由,也就是有权选择自己希望得到的土地,就都会选择城市附近的土地,没有人会选择偏远山区的土地。经济自由的国家是通过价格机制来调节分配的:想要城市附近土地的人,必须支付高额的价格才能获得土地,而选择偏远山区的土地,以很低的价格就可以获得,有时政府为了鼓励垦荒还会免费赠送。政府通过税收从富人手里拿走一部分财富来帮助穷人,所以穷人也可以享受免费医疗、免费教育。获得政府帮助而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山区孩子长大以后,可以自由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当他们有钱后,就可以在城市附近用高价购买自己想要的土地。这样,人民就享受到了经济自由。公有制国家不能通过价格机制调节土地分配,只能通过行政权力强迫人民接受政府的意志,政府给你哪块土地你就只能得到哪块土地。为了防止偏远山区的人民擅自迁移到城市,就必须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来限制人民的自由。所以,共产主义是通过剥夺人民的政治自由来维持的,毛左却以为只有共产主义才可以给人民真正的自由,真是可笑!



在任何方面都要求平等是一种幻想,平等只能适用于权利范畴,超出这个范畴就会给社会秩序造成混乱。经济上的平等(用尹国明的话叫经济民主)不是政治民主的前提条件。乞丐和百万富翁在经济上确实是不平等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平等地行使政治权利,就像买火车票,车站规定每个人都必须排队,这是政治平等,跟排队者是不是百万富翁没有关系。我们不能因为乞丐和百万富翁在经济上不平等就说在排队上也不可能平等吧?



收入完全平等当然好,它可以化解不少因为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矛盾。可是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为什么就不推行公有制?因为公有制和平均主义会降低人类的创造力和劳动生产力。人类不管实行什么经济制度,其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生产。如何提高劳动生产力,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要得出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正确理论,就应该搞清楚哪些因素影响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决定劳动生产力的主要因素是:



1、劳动者劳动技能的熟练程度;



2、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



3、生产组织和劳动组织的形式;



4、生产资料的规模(如高炉容积的大小)和效能;



5、自然条件,如采矿业中的矿藏是否丰富和农业中的气候条件等。



在上述决定生产力的五个因素中,只有第五个因素是完全依赖于自然禀赋而与人的努力无关的,其它影响劳动生产力提高的因素都与人类自身息息相关。而在与人有关的四个因素中,只有一个是与生产组织和劳动组织有关的。公有制只不过是一种生产和劳动的组织形式,是决定劳动生产力的众多因素之一。对于为什么人类历史上一直没有实行共产主义的原因,意大利共产主义理论家康帕内拉认为是国王的恶意造成的,国王们包藏祸心,故意不让人民过幸福的日子(《太阳城》第70页)。中国人都知道,邓小平在毛泽东死后恢复私有制,搞改革开放,是被中国公有制低下的劳动生产力逼出来的,完全是为了人民的物质幸福着想,而不是什么包藏祸心。相反,不顾人民的死活,为了自己的权力而维持低下劳动生产力的北朝鲜的金氏家族才是包藏祸心!事实上,人类不推行公有制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公有制会扼杀人的创造力,会降低劳动生产力。虽然收入平等可以解决一些由于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矛盾,但是公有制本身又会引发其它更为严重的社会矛盾,两害相权取其轻,所以人类一直没有选择公有制。



三、尹国明不知道,虽然民主国家的宪法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这并不表明执政的共产党不能在国内推行公有制。上世纪70年代英国的工党选举胜利后,就大规模地推行过公有制。宪法关于保护私有财产的规定,是不允许政府抢劫私有财产,政府完全可以以市场主体的身分参加企业的并购活动。如果政府按照通行的资产评估后的价格购买企业,完全可以把私有制改造成公有制。尹国明指责民主国家的宪法束缚了共产党的手脚,完全是欺人之谈,是胡说八道。事实上,在绝大多数民主国家的宪法中,根本就没有硬性规定不许实行公有制,相反,印度的1950年宪法还明确规定了印度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但公有制并没有给印度带来繁荣。民主国家中主张公有制的政党即使选举胜利后也不敢推行公有制,不是因为宪法约束了他们,而是因为公有制缺乏效率而不敢推行。



也许有的人会说,用赎买私有企业的办法来推行公有制是行不通的,因为政府没有这么多钱。事实并非如此,英国、瑞典、委内瑞拉等很多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上台后,都实行过赎买政策。政府完全可以逐渐赎买,直到全部实行国有化。政府只要拿出一部分财政资金先赎买一批私有企业,把它们改造成国营企业,如果国营企业真的像共产主义理论家所说的那样,劳动生产力会比私有企业成倍增长的话,后续资金就不会成问题。可是,赎买政策为什么不能继续下去,就是因为那些改造成国营企业的工厂、公司,劳动生产力不但没有大幅度增长,反而出现了大幅度下降。最后,不但公有制改造不能继续下去,那些共产主义政党也因为经济衰颓引起人民的不满而不得不下台,过去被赎买的企业,不得不又亏本卖给私人,重新成为私有企业。

赢者通吃经济学

赢者通吃经济学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81334

冷哲
2014-11-28 17:55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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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美国发行了七万五千张音乐专辑。其中排名最后的六万张,全部销量加起来,大约为80万份,只占了所有专辑总销量的百分之零点七。而美国说唱歌手埃米纳姆的专辑《Recovery》,该年销量为三百四十二万份,排名全美第一,超过那六万张专辑总销量的四倍。音乐市场所呈现的,是一种“一将成名万骨枯”的局面。这又被称为“赢者通吃”(Winner-Takes-All)经济,或“超级明星”(Superstar)经济。
       这种经济形态过去虽然不是不存在,但从未像现在这样流行。这正是互联网带来的一个重大的经济变革。上一篇讲到的杰瑞米·里夫金对互联网带来的效应顶礼膜拜,而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路易吉·辛加莱斯(Luigi Zingales)则因为“赢者通吃”经济而忧心忡忡。这种对于经济格局的忧虑也使得他的《民享的资本主义》(A Capitalism for the People)一书在诸多反思美国社会问题的书籍中显得独树一帜。
     
“赢者通吃经济学”
       在电子图书、音乐、电影等行业中,没有人能遍历每年新生的产品。新书、新歌、新电影实在太多。在这样过饱和的市场中,大多数产品几乎没有收益。真正能赚得盆满钵满的总是极少数。是什么造成赢者通吃的市场现实呢?
       我们消费这些文化产品,往往并不只是为了享受产品本身提供的愉悦。在朋友聚会或同事聊天时,没人希望出现这么一种情况:别人谈得兴高采烈,自己却完全插不上话,只能尴尬地陪笑。流行作品能够为我们提供谈资,避免我们因不了解流行文化而在社交中被冷落。因此,这些产品具有经济学家所说的“社交外部性”,也就是说,我们购买了这些商品以后还能获得额外的社交收益。一本书越流行,其额外的社交价值就越大。而社交价值越大,其性价比就越高,越容易有新顾客购买。
       类似地,常常有一款软件能够占有压倒性的市场份额,比如文字处理领域的Word,图像编辑领域的Photoshop等等。这是因为,如果你选购了一款流行软件,出了疑难问题也很容易找到有经验的用户来请教,与别人交换文档也鲜有障碍。所以使用人数越多,一种软件的外部性收益(这被称为“网络外部性”)也就越大。社交网站、聊天工具都具有网络外部性。
       因此在这些领域,就会呈现“马太效应”,越流行的产品就会越越多的新顾客购买。这就是赢者通吃经济。
       赢者通吃并不仅限于这几个产业。如果一个产业,具有较高的固定成本(即无论生产多少都需要投入的成本),和近乎为零的边际成本(即每多生产一个产品的新增成本),那么这个产业也会呈现出赢者通吃的局面。
       如果边际成本接近零,不同产品之间的生产成本差异就微乎其微。这时,产品定价主要考虑的是收回固定成本以及获得盈利。在这种情况下,优秀产品不必把价格定的比一般产品更高。即便假定优秀产品的固定成本(比如研发成本)比一般产品高,它也可以通过更大的销售量,而不是更高的价格来收回成本、实现盈利。
       之所以在传统产业中没有赢者通吃,是因为商家可以同时降低产品质量和售价,从而回避与本行业最优秀产品激烈竞争。比如现在市场上有五千元以上的智能手机,也有七百元售价的智能手机。但是如果边际成本接近零,也就是说iPhone和山寨机的生产成本都可以忽略不计,这种定位策略就无从施展了。iPhone总可以把价格定得与山寨机类似,通过更大的销量而不是更高的价格来盈利。如此一来,大部分消费者显然更愿意选择iPhone而不是山寨机。这正如美国电影院中投资超过两亿美元的《变形金刚4》与投资不到两万美元的《鬼影实录》的票价完全一致。
       此外,辛加莱斯所没有考察的是,互联网本身也带有强烈的马太效应。产品销量越大、评价越高,这种产品就更有可能出现在其他用户的视野中。这可能是通过搜索引擎,也可能是通过购物、评测网站的推荐。过去朋友之间的口碑行销,已被网络急剧扩大了。淘宝、亚马逊这些网站上,任何一类常见商品都至少有数百种可供选购,用户往往没有心情一一查看。一般用户只会看前三页,甚至只看系统推荐的第一页。这意味着几百种、几千种同类商品中,很可能只有几十种会受到大多数用户的关注。随着网上购物的流行,所有的传统产业都会向赢者通吃的方向靠拢。
       里夫金在《零边际成本的社会》一书中预测,未来的社会中,绝大多数产品的边际成本都会接近于零。这种社会必然充斥着“赢者通吃经济”。各个行业都会达到近乎自然垄断或寡头统治的状态。整个经济版图的如此变迁,毫无疑问会触及整个社会的政治与文化。
     
反乌托邦
       如果说里夫金是从一个人类社会进步的角度出发,来描绘零边际成本所缔造的乌托邦,那么辛加莱斯则是从目前美国社会困局出发,描绘了零边际成本所产生的反乌托邦。
       首先,赢者通吃的经济结构会让贫富差距大幅上升。
       在赢者通吃的行业中,决定产品售价的,将不再是生产成本,而是研发、设计成本。不像生产中有生产速度、良品率可以监测,研发、设计的工作质量相对难以计量。在工作过程中,员工能力与领导水平对生产力产生的影响更难以区分。所以评估各级人员的合理工资水平就更困难。同时越是企业上级,对工资分布的影响力就越大。因此公司高管的收入很容易不成比例地提高,而员工收入停滞不前。
       这无疑会让社会收入两极分化,导致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而不是现在成熟民主体系所依赖的橄榄型社会。社会贫富分化和流动性低下,将有可能引发阶层冲突和混乱。这很可能像一些拉美国家一样,整个社会向极左翼倾斜,保护主义和过分的福利开始成为民众的诉求。
       其次,在政治上,赢者通吃经济中的角逐者会越来越多地寻求政治庇护。
       在赢者通吃经济中获胜的企业并不见得是最优秀的。由于网络外部性、社交外部性或其他特性的存在,一个次优的产品可能能够长时间占据胜者的宝座。而最优的产品从长远来说显然更具潜力,更有可能获胜。如果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竞争,当前的胜者未必能赢。
       这种逻辑与传统行业是截然不同的。传统行业中,胜者所依靠的,往往是生产效率上的优越,也就是相对较低的边际成本。这样的企业无惧于在自由的市场上进行竞争。一旦丧失了生产效率上的优势,企业将无法长时间维持胜者地位。
       所以,赢者通吃经济中的胜者,会比以往的优秀企业更倾向于寻求政治保护,而不是自由竞争。
       即便赢者通吃经济中当前的胜者就是最有效率的企业,他们仍然会寻求政治庇护。这种经济形态下,研发、设计成本占产品总成本的比例实在太高,企业要盈利就需要受到严密的知识产权保护。然而,“合理的产权保护”与“利用产权保护来打击竞争对手”或“利用知识产权来实现不合理的收益”之间往往没有严格的法律界限。
       近年来知识产权的滥用,已经在美国产业界产生了广泛的负面影响。一些IT公司频繁以专利来打击、压制竞争对手。苹果公司甚至为自己的“圆角矩形”设计申请专利。而美国现在也涌现了一批“专利流氓”(Patent Trolls)。这些公司自己不生产产品,也不提供服务,更不进行研发,只是收购或申请一些模棱两可的专利,然后利用专利诉讼来合法地敲诈其他公司。
       这些要素都会使大企业大举投入游说资金,加强与政府的关系,使得权力寻租与裙带关系大行其道。
     
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
       辛加莱斯在这本书中的论述,无疑有些以偏概全。比如他在描述赢者通吃经济时,举了iPhone的例子,然而这个案例其实更贴近于传统行业:不但竞争者众多,而切边际成本十分显著。他大大高估了“赢者通吃”的普遍性以及破坏力。他总结的“赢者通吃社会”的一些问题,其实一直以来都存在,只是近年来被放大了。而这种放大,也并不完全是“赢者通吃经济”造成的。但是辛加莱斯所阐述的问题,与里夫金在《零边际成本的社会》一书中展示的社会发展前景相互印照,就会让我们发现,他的忧虑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辛加莱斯虽然深信资本主义、市场和竞争仍然是自由与富裕的必要条件。但他认为时代已经变了,现在(至少是相当一部分)资本家已经不是资本主义的支柱,而是资本主义的毁灭力量。这一点在他与同僚合著的《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Saving Capitalism from the Capitalists)一书中就已经有所体现。
       对经济学略有了解的读者应该还记得,垄断总是能造成最高的利润,而完全竞争条件下,企业利润为零。企业要获得更多的利润,正道当然是提高效率,设计出更好的产品。但正道总是不好走的。所以企业经营者也会把自己所处的细分市场尽量向垄断方向扭曲。有时,这表示企业应该从竞争激烈的“红海市场”退出,加入竞争者寥寥的“蓝海市场”。而有的时候,这意味着企业要通过游说立法、收购相关企业、制定行业标准等等手段来构建市场壁垒,减少竞争者。这正是商学院教给学生的知识。
       这些原因导致了,市场最强有力的直接参与者,其实并不想要维持市场的开放和自由。要维持自由市场,要持久地享受它带来的益处,其受益者——人民就必须行动起来,构建一个“民享的资本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恰好与波兰尼不谋而合:自由放任的市场只能是一个计划的结果。
       为了这样一个目标,辛加莱斯提出了一个口号“支持市场,而不是企业”(Pro Market, Not Pro Business)。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是,自由市场的结构提供了最大的社会福利。市场的自由度、完整度永远优于企业的权益。如果企业侵害了自由市场,就需要政府出来进行监督、调整、规范。
       为了保证政府能够照顾全民的利益而不是企业的利益,限制企业游说只是第一步。民众的监督能力远远比不上企业的忽悠能力。只要开了一个补贴的小口子,就会被企业利用,而且企业也会操纵立法者建立更多的法律“后门”。因此,与其在每个税务、补贴法案上较劲,不如采用极简主义,一刀切取消所有税务上的照顾以及政府补贴。如此就彻底堵住了这方面寻租的可能。更近一步地,政府应该采用税收限制某些方向的商业发展,这就像过去对烟草业收重税的做法,也就是福利经济学所提倡的庇古税。
       另一方面,民众的反忽悠能力也需要增强。因此要让民众能够接触到大量的商业数据,尤其是哪些企业曾经涉嫌不当得利。这相当于建立一个统一的“企业商誉记录”。也就是在现代的陌生人社会之中仿照古典熟人社会那样,构建一个“声誉约束体系”。
       辛加莱斯警告,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很好地处理,资本主义很可能会迎来末日。这种结局显然不是里夫金所预测的那种协作共同体的欢歌,而是民意与资本对决后的废墟。强大的财团分割市场,而民众则选择极端的政府干涉。市场经济将不复存在。因此辛加莱斯号召商学院的学生要建立忠于市场的职业道德,要为资本主义而战——毕竟他们的专业技能脱离了资本主义就毫无意义了。
       辛加莱斯对“赢者通吃经济”的广度的负面效应未免有些高估。他提出的极简主义税务和补贴政策,也几乎没有实施的可能——尽管美国那七万四千页的税典未来多半会减肥。然而,他对“赢者通吃经济”的批评,无疑能让读者更冷静地看待互联网大潮,让读者对“零边际成本”带来的危险有所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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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者通吃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5%A2%E8%80%85%E9%80%9A%E5%90%83/204277?fr=aladdin

本词来源于美国总统大选制度,其中包含三个基本规则,第二条就是赢者通吃。根据规定,美国国会参议院由每个州选举出的2名议员组成,而众议院议员人数则根据各州人口比例来确定。因此,人口多的州产生的众议院议员人数就多,同时在总统选举时拥有的选举人票也多。如人口最多的加利福尼亚州的选举人票多达55张,而人口较少的阿拉斯加等州只有3张选举人票。鉴于这种情况,在历届总统竞选中,人口众多的州都成为总统候选人争夺的重要目标。
中文名 赢者通吃 外文名 winner-take-all 源    于 美国总统大选制度 包    含 三个基本规则
目录
1 概述
2 规则之1 选举人团制度
3 规则之2 胜者通吃
4 规则之3 第36号修正案
概述编辑
又称:胜者全胜制
英文原文:
winner-take-all
本词来源于美国总统大选制度,其中包含三个最基本规则,第二条就是赢者通吃。
规则之1 选举人团制度编辑
美国宪法规定,大选采用“选举人团制”,即首先由选民投票,选出“总统选举人”;然后由选举人投票,总统候选人获得全国50个州和华盛顿特区总共538张选举人票的一半以上(270张以上)即可当选。
美国各个州拥有的选举人票数目同该州在国会拥有的参众议员人数相等。根据规定,美国国会参议院由每个州选举出的2名议员组成,而众议院议员人数则根据各州人口比例来确定。因此,人口多的州产生的众议院议员人数就多,同时在总统选举时拥有的选举人票也多。如人口最多的加利福尼亚州的选举人票多达55张,而人口较少的阿拉斯加等州只有3张选举人票。鉴于这种情况,在历届总统竞选中,人口众多的州都成为总统候选人争夺的重要目标。
规则之2 胜者通吃编辑
选举人团制度还规定,除了缅因和内布拉斯加两个州是按普选票得票比例分配选举人票外,其余48个州和华盛顿特区均实行“胜者通吃”制度,即把本州的选举人票全部给予在该州获得相对多数普选票的总统候选人。
由于各州选举人票的数量相差较多,这样就可能出现在全国普选中累计得票多的总统候选人不能赢得总统选举的情况。
美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上述情况,一些总统候选人虽然在大选中获得的普选票少于竞争对手,但却因得到的选举人票多而当选。
美国宪法还规定,如果所有候选人都未能获得半数以上的选举人票,则由国会众议院从得票最多的前三名候选人中选出总统。1824年,约翰·昆西·亚当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最后由众议院投票表决后被指定为总统的。
规则之3 第36号修正案编辑
科罗拉多州正考虑通过第36号修正案,旨在改变选举人票的分配方式。按照目前科罗拉多州的总统选举规定,如果一名候选人在该州赢得多数直接选举投票,他将获得该州全部选举人票。如果36号修正案得到通过,那么候选人将根据在该州所得直接选票的比例分享选举人票。
根据民意调查,A与B在罗拉多州的支持率非常接近,但A占优。如果基于这种情况模拟投票,按现规定,A可以获得9张选举人票,但按照36号修正案,A就只能获得5张选票,另外4张为B所有。
科罗拉多州10月进行的民意测验显示,该州选民对36号修正案存在很大意见分歧,支持与反对者人数大致相当。
2004年11月2日,美国科罗拉多州未能通过宪法第36条修正案,就选举团制度进行改革。[1]
其实,在美国全境,并非所有的州都奉行“胜者通吃”的原则,例如缅因和内布拉斯加两个州,就是按普选票得票比例分配选举人票的。假如科罗拉多州通过第36号修正案,那么它将成为第三个实行按比例分配选举人票的州。假如这成为一种趋势,那么美国大选距离直选也不远了。
美国各州的“选举人”票数分布情况(总计538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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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者通吃 互联网金融“马太效应”初现

http://tech.163.com/15/0617/16/ASB01RJ7000915BF.html

互联网的特点之一是,马太效应,大者恒大,赢者通吃。

传统产业中,万达与银泰相安无事,各守其土,家乐福、沃尔玛之外,各地区也有自己的区域连锁与商超。除了零售,银行业亦是如此,工农中建之外,还有招商、光大等等,即便各个地区也有自己的城市银行。它们有明显的地域限制,物理空间是硬性天花板。
赢者通吃 互联网金融“马太效应”初现
互联网上却是不一样的世界,百度在搜索一家独大,阿里在电商所向披靡,腾讯则是社交霸王。互联网金融是互联网与金融的跨界,它的产业格局是否将遵循互联网的逻辑,大者恒大?
答案是很明显的,互联网金融同样遵循互联网的产业特点,马太效应,赢者通吃。
我们将互联网金融的第一战,称之为站位。这一战,有许多玩家,如支付宝从支付切入,推出余额宝、招财宝、花呗、借呗,又如微信社交切入,推微信支付,再推理财通。这是互联网企业的玩法,它们的核心优势,是入口,用户数庞大,规模制胜。
另一类玩家,如陆金所,平安集团旗下的理财平台,它不比支付宝有用户资源,也没有微信的便利入口,站位之赛,依靠的是丰富而稳定的产品来竞争。毕竟再多的用户来到平台,没有足够数量的产品也是无法转化成有效用户的。
站位之赛,讲究的是规模制胜,单点强压,集中优势兵力突围。因为只有达到一定规模后,才有可能进入到下一阶段的竞赛中。下一阶段的竞赛,便是平台角逐。
平台型互联网金融,多少用户,算是门槛?我个人的判断是,1000万。
科技蟹在去年关于MIUI的分析中指出,小米要真正成为入口级互联网公司,1亿用户规模是道门槛。互联网金融用户不必通用场景,在用户规模方面有一定门槛,所以我们认为,1000万是一道门槛。
1000万这个互联网金融平台的门槛,究竟哪些公司跨过了呢?除了支付宝手机钱包、微信理财通,另外一个便是平安集团的陆金所——截至2015年6月16日,陆金所用户达到了998.8万,突破1000万门槛,指日可待。
陆金所之外的互联网金融公司呢?我们看一组数据吧,截至到今年6月中旬,拍拍贷注册人数593万,红岭创投53万人,有利网322万人。
6月16日上午,微信理财通负责人公布的数据显示,它的数据也不过1000万+,资金规模也不过1000亿出头。且不说QQ的资源,腾讯仅微信就有超过8亿用户,陆金所在用户方面与微信平起平坐,这一战,目前是平局,这个成绩十分不易。
与支付宝、微信的天然优势相比较,陆金所在产品创新、用户服务、引流方面还是很努力的。其实这1000万的注册用户,比较起支付宝、微信,也是毫不逊色的,即便有支付宝这样的优势,它的招财宝用户也不过在499万左右。陆金所成立于2011年9月,2014年年底用户人数500万。作为一家纯粹的网络理财平台,用户从0到500万花了陆金所3年多时间,而从500万跨过1000万门槛,陆金所只用了6个月。
从陆金所的注册用户发展规模来看,其实也印证了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互联网金融是“赢者通吃,大者恒大”的逻辑。
为什么互联网金融平台遵循的是“赢者通吃,大者恒大”的逻辑呢?答案很简单,这个产业玩法最核心三个元素:“收益”、“安全性”、“流动性”,资金回报规模制胜,规模越大收益越高,而流动性方面,规模越大,意味着二次交易越容易达成。
余额宝为何能够在一众货币基金中胜出?答案很简单,它比银行活期存款利率高,又比普通的货币基金流动性好,随时存取,自然所向披靡。
陆金所为何在一众理财平台中胜出?它的理财产品比其他众多货币基金与银行理财都高,之外更重要的是,用户购买的理财产品在陆金所平台内都可以交易,随时变现。
说到这里,你大概也就明白了,理财平台为何是“大者恒大,赢者通吃”了——用户规模,形成入口,决定了资金规模提高收益率的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理财产品的流动性。这是一个正向的良性循环,也正因为如此,陆金所用了3年时间,用户从0到500万,但只用了半年时间,却能够从500万一下子扩张到1000万用户数。
理财平台,无论是陆金所,抑或是支付宝钱包,都是链接资金的供需双方,即投资者与好项目之间的匹配。
其实,陆金所与支付宝钱包的竞赛中,分别代表了两种竞争入口——支付宝钱包与微信理财通,是从用户规模优势出发,是投资者(用户)优势,往资产(好的项目)扩展;陆金所的优势与支付宝钱包正好相反,它的优势在于资产端,有足够多的需求资金的好项目,是从后端向用户端拓展。

支付宝钱包在项目一端优势不如陆金所,所以,它更多的时间都是在做“花呗”、“借呗”这些面向个人的消费信贷;陆金所在用户方面比起支付宝钱包也的确有些欠缺,所以,1000万的注册用户对于陆金所而言,显得有另外一层的意义在——互联网金融平台的竞争,其实遵循的是木桶原理,陆金所有项目优势,现在用户方面也初具规模,它已经进入了资金供需双方匹配,两种优势相互促进的正循环。
从这点来说,它其实还是遵循着大者恒大的产业逻辑。
互联网金融从去年的硝烟弥漫,到今年,其实也是到了一个决战之际。用户数规模是互联网金融行业分水岭最重要指标,超越它,意味着一切。这场速度竞赛后,未来格局其实是越发清晰的了。
平台,无非就是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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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11日星期三

韩非子·功名第二十八

韩非子·功名第二十八
  功名第二十八

作者:韩非

原文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时,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势位。非天时,虽十尧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虽贲、育不能尽人力。故得天时则不务而自生,得人心,则不趣而自劝;因技能则不急而自疾;得势位则不推进而名成。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穷之令,故曰明主。

夫有材而无势,虽贤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于高山之上,下则临千仞之谷,材非长也,位高也。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钧得船则浮,锱铢失船则沉,非千钧轻锱铢重也,有势之与无势也。故短之临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贤也以势。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载之,故安;众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长,尽所能,故忠。以尊主御忠臣,则长乐生而功名成。名实相持而成,形影相应而立,故臣主同欲而异使。人主之患在莫之应,故曰,一手独拍,虽疾无声。人臣之忧在不得一,故曰,右手画圆,左手画方,不能两成。故曰,至治之国,君若桴,臣若鼓,技若车,事若马。故人有余力易于应,而技有余巧便于事。立功者不足于力,亲近者不足于信,成名者不足于势。近者不亲,而远者不结,则名不称实者也。圣人德若尧、舜,行若伯夷,而位不载于世,则功不立,名不遂。故古之能致功名者,众人助之以力,近者结之以成,远者誉之以名,尊者载之以势。如此,故太山之功长立于国家,而日月之名久著于天地。此尧之所以南面而守名,舜之所以北面而效功也。

译文
    明君立功成名的条件有四个:一是天时,二是人心,三是技能,四是势位。不顺天时,即使十个尧也不能让庄稼在冬天里结成一个穗子;违背人心,即使孟贲、夏育也不肯多出力气。所以顺应了天时,即使不很努力,庄稼也会自然生长;得到了人心,就是不用督促,民众也能自我勉励;凭借技能。即便不急于求成,事情也会很快完成;得到了势位,即使不进取,名声也会大振。好像水的流动,好像船的飘浮,把握自然之道,推行畅通无阻的法令,所以称为明君。

    有才能而没有权势,即使是贤人,也不能制服不贤的人。所以在高山上树立一尺长的木头,就能俯临千仞深的峡谷,木头并不长,而是位置高。夏桀作天子,能控制天下,不是因为他贤,而是因为他权势重;尧作普通人,不能管理好三户人家,不是因为他不贤,而是因为他地位卑贱。千钧重物依靠船就能浮起来,销株轻物没有船就沉下去,不是因为千钧轻而销铢重,而是因为有没有依靠船的浮力这种势的差别。所以短木居高临下凭借的是位置,不贤者制服贤人凭借的是权势。做君主的,天下合力来共同拥戴他,所以稳定;天下齐心来共同推举他,所以尊贵。臣下发挥特长,竭尽所能,所以忠诚。用尊贵的君主驱使忠诚的臣子,就会出现长治久安的局面,建立起功业和名望。名、实相依赖而成立,形、影相对应而出现,所以君臣愿望相同而各自要做的事情不同。君主的祸患在于没有人响应,所以说,一只手单独来拍,虽然很快,但发不出声音来。臣子的忧患在于不能专职,所以说,右手画圆的,左手画方的,不能同时成功。所以说,治理得最好的国家,君主如同鼓槌,臣子如同鼓,技能如同车,事情如同马。所以人有余力容易响应召唤,技巧高超容易办成事情。建立功业的人力量不够,亲近的人忠诚不够,成就名望的人权势不够,贴身的人不贴心,远方的人不交结,那就是名不符实了。圣人的道德如同尧舜,行为如同伯夷,但势位不为世人所拥护、就会功不成,名不立。所以古代能够成就功名的人,众人用力帮助他,身边的人真心交结他,远处的人用美名赞誉他,位尊的人用权势拥戴他,正因如此,所以君主的丰功伟绩就如同泰山一样长期在国家之中建立了起来,君主的盛名威望就如同日月一样在天地之间永放光芒。这就是尧所以能南面称王而保持名位,舜所以要北面称臣而献功效忠的原因.

2017年10月8日星期日

《共产党宣言》与《论自由》之比较

激愤情绪与从容理性:《共产党宣言》与《论自由》之比较

http://www.aisixiang.com/data/8884.html


● 邓海南
  
  在我面前放着两本书。一本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另一本是约翰·密尔的《论自由》。《共产党宣言》发表于1848年,《论自由》出版于1859年,两书相距11年。这两本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小书,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几乎整个人类的政治思维和政治行为。在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的政治实践因此而分为两种:一种信奉共产主义思想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另一种崇尚自由理论实行民主政治。前一本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经典,后一本是自由主义理论的基石。20世纪的世界曾一度由这两本书所生发开来的思想和制度,分化为互相对立的两极。一直到20世纪将近结束的时候,这种两极对立的局面才因为苏联的瓦解和中国的改革开放而有所改变。但在许多方面,由这两种观念而形成的思想与体制上的对峙依然存在,依然成为人们思想和政治冲突的主要分歧。从18世纪中叶到21世纪初,150年过去了,许多政治事件也已尘埃落定。或许,现在是可以比较客观冷静地来重读这两本小书,比较一下这两本书作者的思想差异,梳理一下这两种不同思想的脉络的时候了。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俳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对抗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0页,下同,仅标明页码。)
  这是《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的话。这一段既有充沛的激情又极富文学色彩的文字,当年不知沸腾了多少激进青年的热血,激动了多少渴望奋斗的人的心灵。许多人是怀着无限虔诚的心情来读的,因为这就是共产主义者的“圣经”,而信徒对“圣经”是不会有任何怀疑的。
  经历的事情多了,年事渐长,所看到的现实和所宣传的理想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差距,热血开始冷却,心灵开始反思,并且也多读了几本马克思恩格斯的书,才忽然悟道: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哲学上其实是怀疑!那么,我们对这个主义建立的理论为什么一向盲从,从未表示过任何怀疑呢?而怀疑,是需要参考系的。正如我们如果不知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人民生活的真实情况,就不知道我们喊了那么多年“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那种口号有多么荒唐。
  商务印书馆的《论自由》初版于1959年,刚好是它诞生的一百周年。正像它的问世比《共产党宣言》晚了十几年,我读到它的时候,也比初读《共产党宣言》晚了十几年。正是由于对《论自由》的阅读,才使我得到了另一种思想体系和思维方式的参照,从而开始对《共产党宣言》所宣示的共产主义原理产生了一些怀疑。不知是因为翻译的原因还是作者原来的行文风格,《论自由》的文字远不如《共产党宣言》那样晓畅通达和富有感染力,但是它却有一种从容大度,平静地述说着他的道理和观点。它不象《共产党宣言》那样具有先声夺人之势,却充溢着一种理性的力量,似乎在默默对抗着《共产党宣言》那种感性的宣传。它在“引论”中说:“爱国者的目标就在于,对于统治者所施用于群体的权力要划定一些他所应受到的限制;谋取这种限制之道有二:第一个途径是要取得对于某些特权即某些所谓政治自由或政治权利的承认,第二条途径,是要在宪法上建立一些制约。这个想使统治者出于选举并且仅任短期的新要求,逐渐成了平民政党所致力的显明目标,在相当不小的程度上代替了以前仅要限制统治者权力的努力。”(《论自由》第2页,下同,仅标明页码。)
  或许可以这样说:马克思当时关心的只是夺取政权的问题;而密尔关心的是完善政权的问题。社会革命者关心的是政权在谁手中的问题;而社会改良者关心的是政权对它治下的人民如何才能不滥用权力的问题。在《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一门心思只考虑他们代表的无产者如何夺取政权、创造自己的政治体制的时候,《论自由》的作者想的却是如何才能使掌握政权的统治者不能以手中的权力对被统治者妄加迫害。这是这两本书完全不同的出发点。
  
  一、对《共产党宣言》的反思
  
  《共产党宣言》分为4章,本文只分析最为重要的前两章。
  
  1.“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
  此章的第一句话是:“到目前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250页)以前读它的时候,只感到一种决绝的快意,这种说法是多么地简单明了。但现在想来,不知为什么深谙辩证法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会如此武断地把人类的整个历史只简单化为阶级斗争史。既然戴上了阶级斗争的有色眼镜去看历史,当然就滤去了阶级和阶层之间的某些融合与互补,而只剩下了斗争。当作者在为自己的理论寻找依据时,深刻的思想者也不惜犯简单化的错误。
  在这一章里,作者论述了资产阶级的产生、它的社会地位、它的缺陷和危机。这一切都是要证明这样一个论点:“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257页)
  于是,无产阶级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历史舞台,并且要彻底地占据这个舞台:
  “由于机器的推广和分工的发展,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也失去了对工人的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他们都只是劳动工具。”(258页)
  可是,后来发生和成功了的无产阶级革命,并没有改变工人的这一社会经济地位。从历次政治运动来看,工人不但是国家的劳动工具,还被用作政治工具。
  “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261页)
  从这里,我们找到了后来以阶级划线的理论依据。人的属性,不能仅仅是阶级属性。我们已经看到,只用阶级来划线,给社会造成了多少错误和灾难。
  “过去的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无产阶级只有消灭自己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阶级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262页)
  无产阶级在他们的革命中,确实摧毁了一切私有财产,包括通过剥削得来的私有财产,还有通过辛勤劳动得来的私有财产。如果资产阶级通过剥削积累私有财产是一种罪恶;那么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摧毁并不是由剥削得来的那一部分私有财产就是那么无可指责吗?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62页)
  但是后来我们非常遗憾地看到,无产阶级的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为他们的领袖谋利益的运动。
  “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生存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由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联合而达到的革命团结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263页)
  《共产党宣言》中所述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的理由有二:一、资本拥有者对劳动者的剥削是不道德的;二、资产阶级已经给了无产阶级以取代它的条件和机会,无产阶级再不革命,更待何时?
  
  2.“无产者和共产党人”
  这一章里,在上一章的基础之上,出现了共产党人这个概念:\\楷体{“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264页)
  现在我们可以问了:真有这种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吗?
  “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264页)
  夺取政权以后怎样?伟大导师在这里全无考虑。后来的历史证明,无产阶级革命所出的最大问题,就是在它成功地夺取了政权之后。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实在是没有错的。马克思主义确实是一种让穷人造反的理论。造反,在某种意义上也确是有理的。但问题是:在造反成功之后还是否有理?如果一个理论只关心造反,而不关心造反成功后如何让社会比以前更加有理,那么其结果就很可能是:造反有理,当权无理。
  “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有人责备我们共产党人,说我们要消灭个人挣得的、自己劳动得来的财产,要消灭构成个人的一切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的财产。好一个劳动得来的、自己赚来的财产!你们说的是资产阶级所有制以前的那种小资产者的、小农的财产吗?那种财产用不着我们去消灭,工业的发展已经把它消灭了,而且每天都在消灭它。”(265页)
  在这里,一向思维缜密的革命导师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回避了一个问题。这一段话的要点是回答别人对于共产党人要消灭自己通过劳动所得来的财产的责难,但是《宣言》的作者却使了一个障眼法,只说这种个人正当的劳动所得已由资产阶级消灭了,而没有对共产党人是否也要消灭它做出明确的回答。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并没有能够消灭生存在社会各种缝隙中的通过个人劳动所积累起来的那部分私有财产,是夺取了政权的共产党人才把后者消灭的。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而资产阶级却把消灭这种关系说成是消灭个性和自由!它说对了。的确,正是要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266页)
  关键是如何界定个性和自由,同时也如何界定谁是资产者。如果对资产者、个性和自由没有明确的和得到社会共同认可的界定,就斩钉截铁地说“要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这就十分可怕了。在这里,我似乎找到了后来的革命者特别是“文革”中造反派所使用的那种粗暴语气的来源。
  再来看看《宣言》作者对自由这一概念的认定:“在现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就是贸易自由,买卖自由。但是,买卖一消失,自由的买卖也就会消失。我们的资产者关于自由买卖的空谈,也像他们的其他一切关于自由的大话一样,仅仅对于不自由的买卖来说,对于中世纪被奴役的市民来说,才是有意义的,而对于共产主义要消灭买卖、消灭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本身这一点来说,是毫无意义的。”(267页)
  《宣言》作者的意思似乎是:自由是从属于买卖的,而买卖是从属于资产阶级的;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买卖和自由这些东西都没有容身之地。当买卖被消灭之后,物质被人消费的方式就由买卖变成了分配。但由谁来分配、怎样分配,才能避免由原来资产阶级拥有大部分社会资产时所形成的那种不公呢?伟大导师在这里又没有论及。似乎只要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便万事大吉。而事实上,谁掌握了分配的权力,谁就掌握了全部的社会资源,谁就掌握了控制人民的权力。在买卖社会中,即使是不甚公平的买卖社会中,人民尚有部分选择的自由。而一旦到了分配社会中,人民则只有听从的份了。
  “你们一听说我们要消灭私有制,就惊慌起来。你们说,从劳动不再能变为资本、货币、地租,一句话,不能再变为资产阶级财产的时候起,个性就被消灭了。由此可见,你们是承认,你们所理解的个性,不外是资产者、资产阶级私有者。这样的个性确实应当被消灭。”(267页)
  从《宣言》以后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的个性确实是和财产有关系的,一个人如果不能拥有自己的财产,就很难保有自己的个性。“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前提是自己尚有田产可以耕种。如果陶渊明是无产者,不折腰就只能饿死。在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国家里,政治家在政治竞争中失败了,他可以退回家去经营自己拥有的产业。他的财产可以保证他作为人的尊严。而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政治家如果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了,便一败涂地一无所有。因为没有私有财产,失败者的生存就只能仰仗胜利者的鼻息。无产阶级专政体制下的政治家是没有退路的,他们只能“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这就极大地增加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里,政治竞争可以看成是一种游戏;而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里,政治斗争却是生死博斗。所以一旦消灭了私有财产和个性,整个社会能张扬的只有一种个性,那就是统治阶层的个性和最高权力者的个性。
  “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有人反驳说,私有制一消灭,一切活动就会停止,懒惰之风就会兴起。”(267页)
  这一点现在已不需反驳,因为早已被共产主义的实践所不幸言中。“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曾经极大地挫伤和消解了中国农村的生产力,而使这种生产力得以激活和恢复的,恰恰是使农民可以部分拥有和支配自己财产权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这样说来,资产阶级社会早就应该因懒惰而灭亡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是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267页)
  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一个很大缺陷,我想就在这里:它认定了资本主义社会是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我不知道聪明睿智的马克思能够发现资本增殖的秘密在于剩余价值,但为什么却看不出经营也是一种劳动、甚至是极为重要的劳动呢?他把劳动只简单地定义为体力上的劳动,那么科学发明和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与著述是不是一种劳动呢?如果不是,那么马克思本人经年累月地著书立说,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理论,靠稿费生活的生存方式,也可以看成是不劳而获了。如果运用脑力的工作确实是一种劳动,那么资本家对自己所拥有财产的经营,难道就可以排斥在劳动的概念之外吗?这并不是说剥削有理,而是要强调,资本的增殖不仅来自于获取剩余价值,还在于资本拥有者的成功经营。马克思其实早就看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竞争中破产者比比皆是,那些破产的资本家到底是因为榨取剩余价值不够而破产,还是因为经营不善而破产呢?在现代人看来,经营不仅应该被认定为一种劳动,而且还是一种比雇佣劳动更复杂也更具风险性的劳动。在一个资本经营和雇佣劳动的社会里,工人固然有失业的忧虑,却不会有破产的危险;资本家所获取的财富虽然远远大于他所雇佣的工人,可一旦经营不善,企业倒闭,就可能倾家荡产,甚至负债殒命。所以工人失业的后果是饿肚子,真正饿死的毕竟不多。而资本家破了产,跳楼自杀的却不在少数。显然,财富的获取不但和劳动的强度和质量有关,还与所承担的风险有关。
  “所有这些顾虑,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同义反复:一旦没有资本,也就不再有雇佣劳动了。”(268页)
  可社会主义大锅饭让我们看到的是:一旦没有资本,也就很少有人努力劳动了。
  “所有这些反对共产主义的物质产品的占有方式和生产方式的责备,都同样被推广到精神产品的占有和生产方面。正如消灭阶级的所有制在资产者看来是消灭生产本身一样,消灭阶级的教育在他们看来就等于是消灭一切教育。资产者唯恐其灭亡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把人训练成机器罢了。”(268页)
  实际上,资本主义社会的丰富性远大于我们所能看到的那几个社会主义社会。而无产阶级的教育,特别是中国“文革”中的那种教育,却是为了把大多数人都训练成政治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唯其如此,那些高高在上的国家机器拥有者操纵起机器来才会得心应手。
  “但是,你们既然用你们资产阶级关于自由、教育、法等等的观念来衡量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主张,那就请你们不要同我们争论了。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268页)
  或许是对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有所不敬,我从这段文字里看出了一种霸道之气。资产阶级的观念当然是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的;那么《宣言》作者的革命观念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是产生于对现有不完美体制的批判和对一个完美社会的设想。这种观念仅仅是一种批判和设想,用一种还没有被社会实践证明是完备的革命理论,就要迫不及待地去消灭被这种理论认为是不好的一切,霸道之气,沛然乎文中!
  “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影响;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影响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269页)
  后来共产党人革命的实践使人们看到,教育确实摆脱了前面统治阶级的影响,却被后来的统治阶级影响到无以覆加的地步。
  “还有人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要取消祖国,取消民族。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没有的东西。”(270页)
  “工人没有祖国”,曾经是一个多么响亮而又振聋发聩的口号。按照这种理论,工人阶级只要还没有取得政治统治权力,还没有上升为统治阶级,祖国就与他们无关。那么照此说法,不是统治阶级的人都没有祖国。现在可以知道这种说法是多么荒唐。如果工人没有祖国,当日寇入侵时,中国的工人阶级就没有必要奋起救亡,完全可以袖手旁观,反正国家是统治者和资本家的,与我何干?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一理论的影响,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在共产国际领导下的那一个时期,一事当前考虑的首先是苏联的利益而不是本国和本工人阶级的利益。
  “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了。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270页)
  消失了吗?远远没有。如此立论,实在太轻率了。即使到了今天,从各个国家和民族间所发生的冲突来看,民族的利益远在阶级的利益之上。文化和宗教的冲突也远在阶级冲突之上。就算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它能够解决目前世界的主要问题──不同民族、宗教和文化之间的冲突吗?
  “从宗教的、哲学的和一般意识形态的观点对共产主义提出的种种责难,都不值得详细讨论了。”(270页)
  这两位共产主义运动的发起人,对自己倡导的主义是多么地充满了信心。随便驳斥了几种不同观点,就认为自己的主义已经完美到不需详细讨论了。
  “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270页)
  那么《宣言》作者所要做的,也就是要使自己的这种思想变成新一轮统治阶级的思想。
  “当古代世界走向灭亡的时候。古代的各种宗教就被基督教战胜了。当基督教思想在十八世纪被启蒙思想击败的时候,封建社会正在同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进行殊死的斗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的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271页)
  或许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这段文字中,我感到了一种对自由的不屑。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271页)
  这两个决裂,在《宣言》发表的当时和后来中国的“文革”中,是多么掷地有声、不同凡响。确实,在某一方面,在政治高压下,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人们不得不同与他们有着文化血缘关系的旧宗教、旧道德、旧法律、旧哲学以及旧风俗旧习惯决裂。而在另一方面,又有哪一个共产党的统治者与过去非共产主义的统治者们所沿用的那一套专制统治彻底决裂了呢?不仅如此,斯大林的专治远甚于沙皇,而毛泽东不是称自己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吗?
  “不过,我们还是把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种种责难撇开吧。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272页)
  从资产阶级手中争得民主,是否对其他阶级给予民主,这是一个问题。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272页)
  注意这个词:夺取。资产阶级拥有它的财产的方式是获取。而无产阶级获得财产的方式却是夺取。在他们看来,拥有财富即是罪恶。“夺取”二字,合理的取和不合理的夺都在其中了。再从文字的意义引发开去,资产阶级积累财富的方式是剥削。一个削字,说明是有限而长期的积累。而无产阶级拥有财富的方式是剥夺,这是一种短期而彻底的财产转移。在得到了政权的无产阶级的剥夺之下,过去那些财产拥有者,不论他们的财富是剥削得来的还是劳动积累的,在很短时间内都变成了无产者。不但是经济上的无产者,还是政治上的无权者,是被当了政的无产阶级视为异已的真正意义上的一无所有者。
  “在发展进程中,当阶级差别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有的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273页)
  看了这一段相当理想化的文字,再对比一下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情形,才知道这只是两位书生导师一厢情愿的美好梦想。真正掌了权的革命导师,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毛泽东,无论如何是不愿意熄灭阶级斗争之火的。他们要消灭的不只是资产阶级,当经济上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存在了的时候,还要从人群中挑一些不中意的人让他们成为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从而接着斗争下去,一批人斗完了,还要再“新生”出一批不断地斗,美其名曰“继续革命”。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73页)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能让人衷心赞同的一句话。可惜的是,在我们所看到的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情况中,这句话从来也没有得到应验。不知道是后来的“和尚”们一概没有念对“真经”,还是这部“经书”本身就有问题。
  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在反抗资产阶级统治者和国家机器对人民的压迫中,获得了远比资产阶级统治者大得多的权力,并用这种不受制约的权力制造出了空前强大和威严的国家机器,用以对付它治下的人民──先被它“解放”、后被它控制的人民。这种控制在某种程度上远远超出了人民被“解放”前所受的控制。
  现在看来,共产主义理论原本就是建立在空想基础上的。这种理论的最大意义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以促使社会改进。一旦它真的成为一种在社会上实行的制度,便立刻显出了比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更多的弊病。并且,它医治自己弊病改善自己制度的机制远不如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完善。
  共产主义理论最值得尊敬的地方,就在于它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不公贫富不均的嫉恶如仇。而共产主义制度在实行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社会资源管辖权的高度集中。而这种高度集中的社会权力无法适应全社会成员丰富多彩的生存需求。资本主义社会也许有一千条缺点,但有一条优点:就是每个人最起码可以对自己的财产负责。大部分拥有私产的人,都不会对自己的财产和事务玩忽职守。社会主义社会也许有一千种优越性,但是有一个最大的弊病:就是在名义上是全民财产拥有者的人民不能管理自己的财产;而能够管理财产的政府官员管理的却是不属于自己的财产。这就像一个家庭,在名义上这个家庭的财产是属于家庭成员的;但制度规定了,每一个人都不得拥有私产,所以家庭成员便不能管理属于自己的财产,只能请佣人,也就是公仆来管。但是这个佣人管理的却是不属于自己的财产,在一般情况下,能指望这个佣人把家里的财产管好吗?于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掌握财产管理权的公仆实际上成了主人;而拥有财产权的主人却沦为只能听从分配和支派的仆人。不能支配自己所拥有财产的人,是没有人格尊严的人,其自由就十分有限了。
  
  二、《论自由》的启迪和震撼
  
  人最起码的自由,与他所能拥有并支配的财产有关。人更多的自由,则与他处身的社会的宽容程度有关。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明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人物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为什么对自由全力关注。
  我在对比阅读《共产党宣言》和《论自由》时,觉得后者比前者更能心平气和地分析和说理。它拥有的读者的尊敬,会比那一篇激情澎湃的革命檄文要长久一些。
  《论自由》一书分为5章。
  
  1.“第一章:引论”
  “所谓人民意志,实际上只是最多的或者最活跃的一部分人民的意志,亦即多数或那些能使自己被承认为多数的人们的意志。于是结果是,人民会要压迫自己数目中的一部分;而此种妄用权力之需要加以防止正不亚于任何他种。”(第4页)这是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1年之后所说的话,离共产党人成功地在世界上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还有数十年时间。那时世界各国的政府还没有一个是共产党政府,可见密尔要求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并不特别针对共产党政府,而是通指所有形式的政府。
  他写道:“在今天的政治思想中,一般已把‘多数的暴虐’这一点列入社会所须警防的诸种灾祸之内了。”(4页)而我们开始知道“多数人的暴虐”这一概念是在经历了“文革”惨祸之后,在认识上比密尔整整晚了一百多年。
  “和他种暴虐一样,这种社会暴虐比许多种类的政治压迫还可怕,因为它虽然不常以极端性的刑罚为后盾,却使人们有更少的逃避办法,这是由于它透入生活细节更深得多,由于它奴役到灵魂本身。因此,仅只防御官府的暴虐还不够;对于得势舆论和得势感想的暴虐……也都需要加以防御。”(第4-5页)
  我在一百多年后第一次读到它时,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先知的思想。
  “人类若彼此容忍各照自己所认为好的样子去生活,比强迫每人都按照其余人们认为好的样子去生活,所获是要较多的。”(13页)
  而我们在一百年后所经历的呢?伟大领袖认为公有制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天梯”,于是每家每户都得交出登上小康的“木梯”去为公共的高炉生火;伟大领袖认为,“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要把阶级斗争当作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健身操”,于是十之八九的人民便把十之一二的人民当作阶级敌人而斗来斗去;伟大领袖号召人们要大公无私,于是普通百姓都要“狠斗私心一闪念”。所幸这样的经历已经过去,否则谁敢在这里谈“自由”二字?
  
  2.“第二章: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
  这一章是全书中较长也较重要的一章,择其要而引之。
  “假定全体人类统一执有一种意见,而仅仅一人执有相反的意见,这时,人类要使那一人沉默并不比那一人(假如他有权力的话)要使人类沉默可算较为正当。这里的论点有两个:我们永远不能确信我们所力图窒闭的意见是一个谬误的意见;假如我们能够确信,要窒闭它也仍然是一个罪恶。”(17页)
  “时代并不比个人较为不可能错误一些;每个时代都曾抱有许多随后的时代视为不仅错误而且荒谬的意见。”(19页)
  “我们看到了历史上一些难忘的事例,当时法律之臂竟是用以铲除最好的人和最高尚的教义,在对人方面竟获得最可心痛的成功。向人类提醒这样一件事总难嫌其太频繁……。”(25页)
  密尔举古希腊人处死苏格拉底的公案为例。而在中国的革命历史中,以革命之名处死了多少好人和真正的革命者呢?
  “人们会说,我们现在已不把倡导新意见的人处死了,我们已不再像我们的先人之杀戮先知者,我们甚至还替他们营造坟墓。真的,我们是不再弄死异端者了;现在舆情所能容忍的对于即使是最有毒害的意见的惩罚,其程度也不足以根绝那些意见。但是,还是让我们不要阿谀自己,认为我们现在已经免于法律迫害的污点了……。”(30页)
  请注意,这是密尔所说的一百多年前的情形,虽然作者仍对当时的现状不满,并举了好几个例子表明对不同意见的迫害依然存在,但我们还是要感谢当时的统治者毕竟已经有了相当的政治宽容度。否则的话,像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思想上的异端,这样具有道德勇敢性的知识分子,这种现存制度的激烈反对者,恐怕早就如苏格拉底一样被处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和他们的共产主义思想,尤其是他们明白宣示要用暴力推翻现行制度的革命理论,正是利用了当时社会的自由程度,在统治阶级的容忍之下才得以产生。而后来按照这一理论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和国家机器,却无一例外地对哪怕是思想上异端的萌芽都采取了极为严厉的压制和迫害。被处死的思想者和政治犯不胜枚举。
  马克思和恩格思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社会革命理论,却无法控制这种理论在他们身后的发展和异化。他们在书写《共产党宣言》时,固然有着强烈的革命激情,但综观他们一生的思想和行为,我想他们是不会赞成遵照他们的理论所建立起来的国家机器,可以拥有滥杀持有不同思想和不同政见者的权力。
  在写下上面那些文字之后,密尔还在继续着对当时社会的批判:“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法律惩处的主要害处就在于它加强了社会的诋毁。而正是社会的诋毁乃是真正有效力的东西,……在发表意见的问题上,舆论是像法律一样有效力的:人们可以被投置在监狱之内,同样也可以被排拒在赚取面包的办法之外。”(33页)
  可见,生存的独立,是思想独立的前提。而经济的自由,也是思想自由的前提。当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民只是衣食动物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发展注定是低水平的,也不可能得到世界的尊重。只有当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民都拥有了思考和言论的自由,各种观点都得到尊严时,这个国家才可以真正称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一个人对于一件事情若仅仅知道他自己的一方,他对那一事情就所知甚少。真理像是摆在一架天平上,要靠两组互相冲突的理由来较量。”(38页)
  “若要使人类的宣教者认识到他们所应该知道的一切东西,就必须让一切东西被自由地写作并印行出来而不加以任何束缚。”(41页)
  要知道,能够在原野上自由觅食的动物,和被封闭在笼子或栏中圈养的家畜和家禽,它们的精神质量是大不一样的。我们曾经就是这样一种“精神家畜”,在完全不知道外部世界的情形下,吃着主人每天投放的单一饲料,还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有营养的美食。那个时候,我们就像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样,将人类文明的其他思想成果都弃之不用,只抱着共产主义为唯一的信条。
  “人类一见事物不复有疑就放弃思考,这个致命的倾向是他们所犯错误半数的原因。”(46页)
   有一句西方俗谚玩笑般地说:“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那么,在经历过被剥夺思想的权利和被迫放弃思想的年代之后,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人不思考,上帝就要哭了。”
  “只要人们还被迫兼听双方,情况就总有希望;而一到人们只偏注一方的时候,错误就会硬化为偏见,而真理本身由于被夸大变成谬误也就不复具有真理的效用。”(55页)
  共产主义理论的最大错误,也许就是自封为“真理”并且事先假定自己不可能犯任何错误。
  
  3.“论个性为人类福祉的因素之一”
   在上一章里,密尔论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完全没有顾及的东西。而这一章的主题,却是和《共产党宣言》中那一句著名的话非常吻合的,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人类要成为思考中高贵而美丽的对像,不能靠着把自身中一切个人性的东西都磨成一律,而要靠在他人权利和利益所许的限度之内把它培养起来和发扬出来。由于这工作还一半牵连着做这工作的人的性格,所以借着这同一过程人类生活也就变得丰富、多样、令人有生气、能供给高超思想和高尚情感以更丰足的养料、还加强着那条把每个人和本民族联结在一起的纽带,因为这过程把每一个民族也变得大大地更加值得个人来做它的成员。”(67页)
  “凡性格力量丰足的地方,怪僻性也就丰足;一个社会中怪僻性的数量一般总是和那个社会中所含天才异秉、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气的数量成正比的。今天敢于独行怪僻的人如此之少,这正是这个时代主要危险的标志。”(72页)
  密尔批评道:“现在在这个国度里,除了生意而外,精力很少有什么出路。”(75页)
  恰恰在那个时代的英国,有一个聪明绝顶的德国人并没有把精力用在可以发财的生意上,而是经年累月地泡在大英图书馆中以自己的理论来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找一条解放的道路,这确是那个时代不多的独行怪僻之人。或许资本主义的社会,正是因为出现了并且容忍了这种以批判它和谋求推翻它为已任的独行怪僻的人,才免除了密尔所耽心的那个时代和社会的危险。
  在那个时代,马克思大胆地预言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灭亡,社会主义社会将要取而代之。可以作为历史反讽的却是,资本主义允许了自己的反对者,就像是一个人身体中有了对付病原的抗体,其结果是使它能够战胜疾病生存了下来;而以资本主义的反对者马克思的理论为指导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无一例外地不许批评自己制度的异端者存在,这个被马克思预言必定要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新生制度,它的健康程度却远逊于它企图取代的“腐朽制度”。我们已经看到了苏联在建立了70年之后的瓦解,也看到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妥协和改变。
  “有天才的人乃是而且大概永远是很小的少数;但是为了他们,却必须保持能让他们生长的土壤。天才只能在自由的空气里自由地呼吸。”(63页)
  一个社会只有允许天才呼吸,更多的人才能更畅快地呼吸;而如果天才的呼吸被扼止了,其他人窒息的时候也就不会太远了。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句非常重要的话,常常被后来的共产主义实验者们有意忽略。
  
  4.“论社会驾于个人的权威的限度”
  在这一章里,密尔论述了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威的界限:当一个人的行为的任何部分有害地影响到他人的利益的时候,社会对它就有了裁判权。但是当一个人的行为并不影响自己以外的任何人的利益,社会就无权限制他。每人应该享有采取行动并承担其后果的法律上和社会上的完全自由。密尔引用了他那个时代史丹雷勋爵的话:“凡关于思想、意见、良心的问题,都在立法范围之外;凡属于社会行动、社会习惯、社会关系这些只应服从于国家所秉有而非个人所秉有的抉择权力的问题,则在立法范围之内。”(96页)
  
  5.“本文教义的应用”
  在这一章里,密尔对他阐述的自由观念作总结:第一,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就不必向社会负责;第二,个人行为若有害于他人利益,则应当负责并且承受社会或法律的惩罚。
  对于商业上的自由,密尔认为:“贸易乃是一种社会行动。谁只要从事于向公众出售不论什么样的货物,谁就做了对他人和利益和社会一般的利益有影响的事,因为他的行为在原则上也就进入社会管辖的范围。正因为这样,所以一度有人主张,政府有义务在所有被认为重要的情事上限定商品价格并规定制造程序。但是现在,经过一段长期斗争之后,大家才认识到,要做到价廉而物美,最有效的办法还是让生产者和销售者都完全自由,而以购买者可以随意到处选购的同等自由作为对他们的唯一制约。这就是所谓贸易自由的教义。”(103页)
  密尔还说了这样一句具有警世作用的话:“人类对于自由的珍重一般总是远远不及对于权力的珍重的。”(114页)
  自由最大的敌人就是权力。而权力最大的拥有者则是政府。政府侵犯公民的自由,是密尔先生竭力反对的事情。
  “还有一点也不可忘记,那就是说,若把一国中的主要能手尽数吸收入管治团体之内,这对于那个团体自身的智力活动和进步说来,也迟早是致命的。他们既经结成一个队伍,运用着一个和所有制度一样必然要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定则来运行的制度,这个官吏团体便不免在经常的诱引下逐步堕入堕性相沿的例行公事之中,或者,假如他们有时也厌弃那种老马推磨的作风的话,又猝然陷入这个团体的某一领导成员所偶然幻想出来的没有完全经过验证的、不成熟的见解里面。”(122页)
  毛泽东的那些基于理想主义又完全凭个人臆想而轻率实施的治国方略,竟被这个资产阶级学者在一百多年前就不幸言中。毛泽东是知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条格言的,也知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他山之石”。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们为什么就没有一人愿意旁顾一下资产阶级学者的政治理论呢?或许,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强烈排他性给自己造成的灾难。
  而对于我们现在刚在思考中的政治体制改革,密尔早就阐述得非常明确了:“要遏止这两种貌似相反实则密切相联的趋势,要刺激这个团体的能力使其保持高度水准,唯一的条件是应对在这个团体外面的有同等能力的监视批评负责。如果我们还想永久保有一个有技巧、有效率的工作团体──尤其是一个能够创新和愿意采取改进办法的团体;如果我们还不想让我们的官僚机构堕落为一个腐儒机构,那么,这个团体就切不可把一切足以养成为管治人类所需要的才具的职业都垄断起来。”(123页)
  150多年前的密尔没有经历过苏联斯大林统治时期的政治黑暗,也不可能得知中国“文革”时期的政治混乱,但是他对于无视自由的专制可能导致什么样的灾难,其实已经有了足够的预警。他对这种灾难开出的预防药是:“要做到符合于效率原则的最大限度的权力分散;但也要尽可能做到最大限度的情报集中,还要尽最大的可能把情报由中枢散播出去。”(123页)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权力要下放;信息要通畅;人民要有知情权。
  《论自由》全书的最后结语是:“国家的价值,从长远看来,归根结蒂还在组成它的全体个人的价值。一个国家若只为──即使是为着有益的目的──使人们成为它手中较易制驭的工具而阻碍他们的发展,那么,它终将看到,小的人不能真正做出大的事;它还将看到,它不惜牺牲一切而求得的机器的完善,由于它为求机器较易使用而宁愿撤去了机器的基本动力,结果将使它一无所用。”(125页)
  当年阅读此书时,我的思想处在不断的震撼之中。而此书的最后一段给了我最大的震撼。正是在这时,我有了重读一遍《共产党宣言》并把它与《论自由》作一个对照的想法,想看看是否在那个早年的《宣言》中,共产主义运动就有某种唯我独尊、不屑其他的倾向,想知道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形成的那些不恰当的做法是后来的实践者走偏了方向,还是在一开始就已见端倪?
  这两本小书的结束语都是对未来的预言。所不同的是:一个预言是强烈而亢奋的;另一个预言是深思而从容的。一个预言了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的最终胜利;另一个预言了如果无视自由,再强大的、甚至一度成功的国家机器,都将因为失去动力而锈损毁坏。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宣言》的结语:“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在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从文字的魅力来说,这是一篇极其出色的革命鼓动词。它诞生以后的一个世纪里,在它的鼓动和激励下,不知道有多少无产者和原本并不是无产者的人走上了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现存制度的道路,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为着这个宣言所倡言的理想而抛头颅洒热血。但现在来看这篇宣言,它表现出太多慷慨激烈的情绪,而太少心平气和的说理。它许给全世界无产者以自由:“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是将是整个世界。”但实际结果如何呢?有许多无产者失去了世界,获得的只是锁链。
  一个半世纪过去了,被《宣言》作者早就宣判了死刑的资本主义世界因其尊重了自由的原则,在不断的社会改良中依然存在发展着。而共产主义革命付出了无数人生命和尊严的代价,所得到的结果从目前来看仍是不容乐观的。回过头来重读《宣言》,不禁感慨系之。
  
  【参考文献】
  《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1973年6月北京第2次印刷。
  《论自由》,许宝揆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3月第1版,1985年12月北京第5次印刷。
  
  作者为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来源:当代中国研究,[2005年] [第3期(总第9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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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虽好但不对题 王亦农 2005-09-27 15:23:14
  现实的问题是不信也不干共产主义了!
  《宣言》至少还有一个正义的目的和崇高的理想,
  现实是既得利益集团顶着一个骗人的招牌,
  实际干着营私的勾当!
  为了他们可持续地诈取弱者的血汗,
  他们仇视自由,
  还有平等和正义。
  本文作者的好心,
  成了对牛弹琴。

2017年10月3日星期二

1分努力却想过10分人生,你就是那个不劳而获的人

1分努力却想过10分人生,你就是那个不劳而获的人

http://news.163.com/17/0926/13/CV8THA0I000181BT.html

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幻想:中国13亿人,每人给我1块钱,我就可以成为亿万富翁。或者马云只要把他千万分之一的钱给我,我就能衣食无忧。

这世上想不劳而获的人,随处可见,那些不想工作只想被包养的女孩子;天天买彩票梦想着中大奖的彩民;希望有个有钱爹的年轻人;处心积虑钻空子骗人钱财的投机者……

每个人都渴望天上掉下的馅饼能一下砸中自己,对天降横财、一夜暴富的狗血故事百看不厌。但很少有人意识到那些故事的主人公到底是如何成功的。

1分努力却想过10分人生,你就是那个不劳而获的人

01

作家茨威格说过,一个人成年累月,日夜不停地做着唯一的白日梦,他忽然会信梦为真。

《白日梦想家》里的Walter很好的诠释了什么叫白日梦,展现了一些当代青年人的特质:富有想象力,经常在脑内觉得自己是一个很优秀的人。

遇到喜欢的女生,只能在脑子里幻想自己是一个优秀、从容又健谈的绅士,实际上,却连主动上去说话都不敢。

想通过网上的社交网站和女生认识,却发现自己在填人生履历的时候,在“去过什么地方,做过什么惹人注意或值得一提的事”的那栏只能留下一纸空白。

面对骨感的现实,Walter终于醒悟,用实际行动击败自己内心的犹豫,最终踏上一场真正的人生大冒险。

1分努力却想过10分人生,你就是那个不劳而获的人

美国招聘网站Indeed的一条招聘婴儿保姆的消息刷爆了硅谷华人的朋友圈,很多人都说雇主是Facebook的创始人扎克伯格,他的确有这个能力,给一个保姆都能开出84万(人民币)的年薪。

根据2017年《福布斯》全球亿万富翁实时榜单显示,扎克伯格的身价已增至667亿美元,是全球第六大富豪,前50富豪中唯一一位30出头的年轻人。

有人曾问扎克伯格为什么年纪轻轻就如此成功?

1分努力却想过10分人生,你就是那个不劳而获的人

答案很简单:好的创意可能谁都有,但将其立即去执行的永远是少部分人。

最近一条“别人家的孩子”的新闻,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19的高职新生靠写作月入4万多,用稿费为父母买了套房子。

大家纷纷觉得别人的钱怎么那么好赚之时,却没注意到新闻后面说,他从四年级就开始写网文,初二就成为某网站签约作家。

1分努力却想过10分人生,你就是那个不劳而获的人

不管才华占了多少,但他付出了10分的努力,才会有让人羡慕的人生。

02

美国电影《蓝色茉莉》的剧情很打动我,女主角茉莉生活在纽约的富人居住区上东区,美丽优雅、高傲自负,但是在丈夫因金融诈骗罪被捕入狱,并选择自杀之后,在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

随后她不得不离开纽约,去投靠已然生疏的妹妹,却仍梦想回到过气光鲜的生活,并对妹妹和妹夫粗鄙的生活嗤之以鼻。

尝试靠自己的努力重新开始,却在认识了钻石王老五后,开始编织谎言,试图凭借这个男人直接重新过回意气风发、从容高贵的名媛生活。

但在即将结婚之际,茉莉的过去都被对方知晓,重返豪门梦彻底破灭。

1分努力却想过10分人生,你就是那个不劳而获的人

茉莉再次站在自己人生的十字路口,频临奔溃,在她所谓的“loser”面前,自己却成为了真正的loser。

从零开始的时候,选择了用毫不费力的方式一步登天。所以当只能靠自己重新开始的时候,连该怎么努力都不知道了。

1分努力却想过10分人生,你就是那个不劳而获的人

03

迷茫过后,一定要找到自己真正想追求的是什么。

毛不易,是一个有些驼背和胆怯、戴着黑框眼镜、说话时候看着不怎么自信的、大街上随处都可见的男孩。

可就是这么一个普通的男孩,在读了四年护理专业,成为了一名男护士之后。通过选秀比赛《明日之子》走进了大家的视野。

在他那首充满苦涩的《消愁》的歌词中,很数人仿佛看到了自己。

1分努力却想过10分人生,你就是那个不劳而获的人

我们感受到了毛不易和我们很多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人一样,迷茫、忧愁,甚至是“很丧”,但他和我们不一样的是,他会抱着已经生锈的吉他创作歌曲,为了自己的梦想参加了一场又一场比赛。

不管以后的所谓“星途”是怎么样的,但至少他勇敢地遵从了自己的内心,勇敢地去做、去努力,用自己喜欢的音乐活出了自我。

吴敬梓曾写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宁欺白须公,莫欺少年穷”。

也许你说付出百分的努力,也不一定能过十分的生活,但你只付出了一分的努力,那就肯定不会。

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场恶战,从来都没有捷径可言。不管是偶尔遇到“止痛药”,还是遇到“一巴掌”,最终都是要,单枪匹马地练就自身胆量。

谁也不例外。

认清现实,清醒的认识自己真正所处的生活状态,在自己独有的生活轨道上,提高自己的能力,尽你所能的拓宽视野。也许付出和结果不一定完全成对等,但不付出,就一定什么都没有。

董卿在《朗读者》节目里说,人生有六个字,前面三个是“不害怕”,后面还有三个,“不后悔”。

所以,努力去做吧,不管多少分的人生,都是靠自己赚出来的。

1分努力却想过10分人生,你就是那个不劳而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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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1分努力却想过10分人生,你就是那个不劳而获的人(评论)

http://comment.news.163.com/news2_bbs/CV8THA0I000181BT.html

MrsHiranyawongkul [网易北京市手机网友]1
抛开出身不谈,有句话叫“越努力越感觉到天赋的重要”,林黛玉即使比博尔特努力也未必跑得过博尔特,连爱因斯坦都说“1%的灵感比99%的汗水重要”(至少现在是被这么理解的)。当然有人会说“以大多数人的努力程度,还轮不到拼天赋”,但是还有一句话叫做“努力本身就是一种天赋”,“知道该怎么努力”本身就是不可多得的天赋。

舔脚皮 [网易辽宁省沈阳市手机网友]2
但林黛玉可以跟博尔特比文艺呀,你傻你就当林黛玉傻呀?

MrsHiranyawongkul [网易北京市手机网友]3
如果这个社会对人的评判标准只有奔跑速度(比如金钱地位等外在条件)而不是文艺(比如内心的充实与满足)呢(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在懂的人看来,林妹妹是比博尔特文艺比博尔特美,可世人的评判标准如果只有“奔跑速度”的话,林妹妹再文艺再美,在世人眼里也只是个跑不快的loser(就像当今的高学历人才如果没有获得世人期望中的经济社会地位就会被嘲讽一样),不是吗?也许你会说林妹妹的个人心态要调整好,我也不否认这一点,但是博主讨论的很显然是世俗标准的“人生”,而不是“知足常乐”和“悦纳自己”这样的心态问题。最后总结一下我的观点:人是应该为自己想要的生活而努力(否则人类社会也不会有发展),但别把个人的努力看作是万能的,还有天赋、机遇、平台等各种可遇不可求的因素共同决定了一个人的处境(当然个人也应该尽力用自身的努力突破这些限制,而不是怨天尤人)。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反而能看得开;相反,如果钻进了“努力万能”的牛角尖,看着自己拼尽全力却不如别人随便搞搞的时候,心态反而会坏掉。个人之言。


m139****4302 [网易安徽省芜湖市网友]5
现在的轻松一刻真没法看,全是恶心人的鸡汤。曲艺你就不是这块料,胖编擤鼻涕的纸都比你搞得这些东西好看一万倍。

网易广东省广州市网友 (119.131.*.*)6
其实我觉得没问题啊,虽然是鸡汤但也没有过分恶心,有自己的态度,符合绝大部分人努力的价值观。为何现在自杀多了,社会问题多了,就是因为白日梦的多了,日进斗金的神话被渲染了。回到现实,我们还是股市里那茬韭菜,是房市里不敢多迈步的小民。努力的程度决定了你人生的高度,又何必一定要用经济来定义,把全社会都变成投机分子和喷子好吗?

失神 [网易广东省广州市网友]7
一边收割走你90%的努力成果,一边让媒体告诉你是你不努力

网易广东省广州市网友 (119.131.*.*)8
是不是真正努力可以自己进行反思,努力并不是时间用到了就够的,而是尽心尽力,动脑子。我自己觉得努力程度最多六成,但已经把一大票人甩在身后,我只能得出结论,他们不努力。

MrsHiranyawongkul [网易北京市手机网友]9
就拿高考这种算是最纯粹的事情来说,天赋60的人再尽心尽力也很难拼过天赋120的六成努力吧?也许你会说前者是低质量的勤奋,但他努力的程度已经达到他能力范围内的最大值了。就像大多数人再努力再尽心尽力也只能成为更好的自己但成不了爱因斯坦钱学森,不是吗?有句话叫做“努力决定你的下限,天赋决定你的上限”。

有态度网友06CCtf [网易湖南省网友]10
三楼说的很好,并不是人家不努力,而是天赋限制了,而且现实中还有运气成分。比如我们公司一个客户,本来是各优质客户,结果货送了那人挂了。钱都要不回了


楼主不错,各位楼友也是不错的,努力和天赋,平凡的大多数和幸运的少部分,正是人有差别,这世界才精彩,也正是平凡的小人物偶然的奇迹,才会让这个充满琐碎、无聊、黑暗、麻木的世界还有一点希望值得我们努力下去……

1%的灵感比99%的汗水重要


1%的灵感比99%的汗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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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的灵感比99%的汗水重要
 文:高伟
    对孩子们进行励志教育,我们经常拿出来的一句话著名的话语就是:成功是由于99%的汗水和1%的天才组成的。我们多么愿意小孩子们为了成功付出汗水!我小的时候就是这么被长辈励志着的。我们现在也用这句话来励志我们的下一代。有一天,我在一篇文章中读到,那句名言的后面其实还有一句被我们删掉了,那就是"而这1%是无比重要的"。现在我们明白了,这句话完整起来其实是这样的:"成功是由99%的汗水和1%的天才组成的,而这1%是无比重要的。"这是一句好心好意的断章取义。可是再好心好意,也是断章取义。
    想到这些,是缘于看了今年某省的高考作文。这篇作文给了一个材料,按这个材料写文章:兔子是历届小动物运动会的短跑冠军,可是不会游泳。一次兔子被狼追到河边,差点被狼抓住。动物管理局为了小动物的全面发展,将小兔子送进游泳培训班,同班的还有小狗小龟和小松鼠。小狗小龟学会游泳,又多了一种本领,心里很高兴;小兔子和小松鼠花了好长时间都没学会,很苦恼。培训班教练野鸭说,我两条腿都能游,你们四条腿还不能游?成功的90%来自汗水。加油。
    其实,每个人的生命里面天生就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胚胎,一个人就是没有接受任何教育,他一定会按着自己的精神胚胎去长的。这个精神胚胎就是他本原的兴趣。撒腿快跑就是兔子的精神胚胎;灵敏的嗅觉是狗的精神胚胎;游水弄潮是小鸭子的精神胚胎。让兔子去参加短跑比赛,让狗去抓逃跑的坏人,让小鸭子做游泳健将,兔子高兴狗狗高兴鸭子高兴,兔子家长狗狗家长鸭子家长也高兴;大小动物们各尽其职,各得其所,各取所乐,动物国家也高兴。最可笑的"文明"是什么--就是让兔子去学游泳,让小狗去骑自行车,让乌龟去做长跑健将。野鸭子两条腿能游泳,可兔子四条腿就是不会游泳。就像鸭子都当动物游泳奥运会的世界冠军了,它照样在跑道上跑不过兔子。
    那1%的灵感或者天才就是这么回事儿--选对每一个生命的精神胚胎。然后,每个生命再付出那99%的努力。然后才有生机勃勃的个体生命与安稳的休闲生活。
    人类看起来只有两种人:男人和女人。人类看起来长出来的器官都很一致,两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巴四个肢体一套功能齐全的内脏系统和一套奇妙无比的生殖系统,可是人类自身的差异差老鼻子了,数以亿计的人就是一个动物园,有的人有狗的兴趣有的人有猫的乐子有的人属大象的沉静有的人似猛虎的英武。我们把人类关在一起最好的学习,其实应该是引导幼小的人类找得出来自身的兴趣,也就是上苍培植在其生命中的精神胚胎,而不是按照成人的愿望移植一个另外的种子,尽管这个种子能够按照我们的愿望,长出来以后能挣大钱当大官娶美女嫁精英的外在模样。让喜欢音乐的孩子去学琴,让兔子一样的刘翔们去跑赛,让善弄经济的人去炒股,让热爱诗歌的人去写诗(就像我,即使全世界的人都不念诗了,我一个人照样写得病句子乱飞)。呵呵,太理想了,价值观严重扭曲的人类上哪里有福分轮到享受这样的理想?
    我们得先安家立业,得先把房子车子置办得像样,然后才有可能停下来想想自己最乐意干什么。事实上是这样的:等到我们把物质方面的家把什儿办利索了,我们也老旧得差不离了,身心被拧巴的生活早就折磨得迟钝了。我们内在的精神胚胎也早就被我们自己给灭了。有多少人,就那么像个虫子似地跟着一天一天的日月轮回,生命里面哪里还有造物恩赐给我们的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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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的灵感比99%的汗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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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改变孩子改变》 4

    家庭教育的成功与否,将决定家庭生活幸福的程度。无论父母的事业多么成功,孩子的教育一旦失败,整个家庭就陷入灾难。

  然而,中国教育最严重的问题,既是社会问题,也是家庭问题。既在校长那里,也在家长这边。不是教育孩子,而是教育父母。

  这本书的观点是,只有父母改变,才能引发孩子改变……

  被上帝咬了一口的苹果

  不过,我们无论怎么期许这个孩子,希望他能够生得健康、健壮、聪明、漂亮,成长得顺利,但是任何一个孩子生下来,其实都是“被上帝咬了一口的苹果”,什么意思?任何一个孩子生下来之后,你都会发现,世界上并没有真正完美无缺的人,也许只有在童话中、在神话中、在幻想世界里才有尽善尽美。比如大家看我是个矮个子,有人可能要把我称为几等残疾,不过如果不和别人作比较,我也不会觉得自己太糟糕,但是一跟别人比较,就会发现自己确实长得勉强了点。这样的比较,其实可以在各个方面进行,只要一作比较,每个孩子都有短处,也都会有长处,关键是你用什么样的目光看待这个孩子,所以,也可以说不是孩子有问题,而是你的标准才是最大的问题,社会的标准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我们身上有多少改变不了的东西

  同时,我们还会发现一个孩子出生后,他身上有很多东西都是一次性给定的,比如出生在什么家庭、什么时间、什么国度、什么地区,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影响你一生的因素。又比如,我刚才提到身高,可能遗传所起的作用就非常的关键。像我这样的人,如果选择体育运动项目的话,可以选择乒乓球、体操、举重等,根本没办法选择篮球、排球这样大个子的游戏。你看姚明,他是中国新一代运动员的杰出代表,身上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品格,但是要说到起核心作用的还是他的身高。我相信他一辈子都会感激他的父母,他的父母一辈子也会为自己的遗传优势感到自豪,正是因为有了身高这份傲人的优势,姚明才踏上了通向荣誉、财富、影响力的卓越之路。说起来,这样的“给定”,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给定”,比如像我母亲所关心的“健康与健全”,其实正是遗传里面更让人紧张、揪心的东西。一个孩子生下来,“什么也没多什么也没少”,至少决定了他一生的生命的某个水准线,这样的水准线我们进入了,可能你觉得没什么,但是对那些身体有残障的孩子而言,他为了达到普通人都习以为常的水准线,不知要多付出多少倍的努力啊。身为父母,我们目光既可向上,也要向下,要珍惜孩子已经具备的,把孩子培养成身心健康、正常的普通人,恰恰就是一种努力的方向。

  在我们身上,除了刚才说的这些“给定”之外,我们的智力状况往往也受遗传巨大的影响。这些既包括我们智力的总体水平,也包括我们的具体智能分布状况,比如像美国教育家加德纳所说的人的“多元智能”,它既强调人的智能其实是在不同的领域分布的,又指出人的智能其实也都是有长短项的,类似于“上帝关上你一扇门,就会打开你另一扇窗户”。当然你从遗传中所获得的智力状况,往往决定你的未来发展的方向和速度,以及你能够达到的高度。按照意大利儿童教育家蒙台梭利的观点,这是一种生命的“自然”,这个自然就是天生如此,不是外力所加予的,也就是你生下来身上所具有的东西是最重要的。

  每个人有了最基本的身体条件、生活条件、教育条件,你身上 “自然”有的潜质就能得到发展。但是,真正的问题却是,我们作为父母,如何去判断,如何去抉择与帮助呢?我们对待自己的孩子有可能既不理解,也缺乏期待,更缺乏鼓励,因为我们不明白孩子身上到底具备了什么潜质,这些潜质又将怎么发展,我们对待孩子最好的方式又是什么?

  我们往往只会作最粗心的评价,也就是看你的成绩是多少,做简单同时不太负责任的比较,比如有时孩子成绩不佳,你一看某某的孩子,他父母受的教育都不如我们,成绩怎么比我的孩子好,或者人家读一遍就会了,你怎么读十遍还不会呢?其实在会与不会背后,都有每一个生命自身的秘密在里面,有的光靠勤奋还真不能解决问题。

  找到属于自己的领域

  我们在很多学校的墙上都可以看到一条爱迪生的格言,叫做 “成功等于99%的汗水,加上1%的灵感。”这个格言所强调的意思大家都耳熟能详,也就是所有成功都是勤奋努力的结果,只要勤奋努力就一定能够成功。而无数成功者的事迹也在不断地佐证着这句格言,以至很多不成功者往往要承受双倍的痛苦,一方面是不成功的沮丧,另一方面则可能是对自己还不够努力的自责。我女儿读初中时就对她妈妈说过“我为什么这么努力了,成绩还不能提高”这样的话。让人想不到的是爱迪生的这句格言,还有另一半,他说的是,“但是那1%的灵感最重要,甚至比99%的汗水还要重要”,他不是和大家开玩笑吗?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啊?他强调的是人身上那个特质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不具备这个特质,那么你在这个可能 “不属于”自己的领域,哪怕再勤奋,你能够获取的“荣耀”大概也极为有限。这一点,真是最大的麻烦,也是我们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困惑所在。现实情况常常是,只要孩子的成绩没有达到父母、老师、学校、社会所要求的那个标准,你很可能首先想到的不是孩子不努力、不勤奋,就是孩子的努力还不够到位,其实这样的评价貌似很公正,实则忽视了个体差异,忽视了每一个人身上很要命的生命秘密。当然,有的时候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那个“1% 的灵感”可能在某个阶段,它是混沌一片的,而到了另一个阶段,它则是灵光闪现,一下子豁然开朗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好像就是发现和等待的艺术。像华人世界最杰出的电影导演李安考大学考了三次,最后上的是家人并不满意的艺专。而像爱因斯坦这样伟大的科学家,他的天分也并不表现在童年时的语言发展上。这样的迟缓,不在状态其实也不是什么特例,也许每个人都有他的短处,都有他找不到感觉的领域,尤其在童年时因为作为父母你什么都看不出来,你特别没信心,因而他任何的短处,或者不适应学校,不适应学习之处,都成了父母最大的焦虑。说起来,任何发展不平衡、任何的迟钝之处,在今天非常整齐划一的学校教育和评价体系中,落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是一种痛苦。我们总是太急了,我们太不愿意给孩子等待的时间了。我们总是把自己的焦虑转化成了孩子的焦虑。

  有一次我到广州一所学校讲生命教育的问题。讲完课,是学校的一位副校长上来做小结,那天她特别激动,流眼泪了,说是非常感激我。感激我什么呢,因为这一天下午她正在家里和孩子作斗争呢。孩子背一首古诗,背了一个下午还不会,母亲在边上早就听会了。我想这样的事在生活中也是时有发生的,关键在于我们怎么评价。一个孩子,他背了一个下午的古诗还背不出来,你首先不能说他不用功,甚至也不能急着说他不用心。他的不会一定有他的问题,就好像一个机器的螺丝可能没拧紧,某一个小的窍门没有被打开,某一个灵感的闪现点没有被点亮——这一切要是他自己能知道,能改善就好了。可是问题恰恰在于这样的“知道与改善”正是教育工作的核心所在,是需要做大量工作的,有时也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对父母而言,不是生气,不是责怪,更不是失望和恼怒。好父母就是有耐心的人,等待孩子思维的觉醒,鼓励他的觉醒,相信他,无论遇到什么情况,总是保持自己的信心,即使等不到孩子真的“觉醒”的那一刻,也不泄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