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7日星期六

美国大选的真相

 美国大选的真相

行业研究报告 3天前

以下文章来源于智本社 ,作者清和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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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研君说

导语

说到根本上,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在意识形态的分歧,就是民主、自由、平等及正义的概念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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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清和 智本社(ID:zhibenshe0-1)


本届美国总统选举,是近百年来最受美国人及他国人关注的一次大选。


为什么?当今世界,秩序重构,利益冲突,新冠笼罩,经济低迷,国家对抗趋于脱钩,欧洲伊斯兰化阴霾笼罩,保守主义开始觉醒,美国选民在利益及意识形态上的分裂达到空前。这次大选将深刻地影响世界意识形态及政治格局的演变。

本文从美国两党历史的角度,分析美国政治生态的演变及本次大选的影响。

1政治平衡

美国政治是一种宪政之下的平衡政治。总统法律上是美国国家的代表,但利益上是其党派支持者的代表。美国的政治、外交及经济政策有着明显的党派痕迹。用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来解释是,政治、政府、政党及政治家也遵循市场的自利原则。

追根溯源,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分歧源自不同的意识形态。共和党倾向于右,被称为右派或右翼,也称为保守派;民主党倾向于左,被称为左派或左翼,也称为自由派。

在美国,何为左,何为右?很多人搞不懂。美国专栏作家丹尼斯·普拉格列出了一系列简单的问题来反应左右两派的不同主张,科学家吴军将其翻译过来,我挑选部分列举如下:

1)人权的来源左派:人权来自于政府;右派:人权来自于造物主。2)人性左派:人性大体上是善良的;右派:人性大体上是坏的。3)经济目标左派:平等;右派:繁荣。4)国家的主要角色左派:增进和保护平等;右派:增进和保护自由。

5)政府左派:尽可能大;右派:尽可能小。6)对世界的最大威胁左派:环境灾难,目前是全球气候变暖;右派:邪恶;目前来自伊斯兰教主义者的暴力。7)美国黑人面临的主要问题左派:种族歧视;右派:缺少父亲(Lack of fathers,注:黑人的单亲家庭比例高,70%的孩子来自只有母亲的单亲家庭)。8)如何看待非法移民左派:受欢迎的客人;右派:非法移民。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民主党及左派倾向于凯恩斯主义,共和党及右派倾向于自由主义。在现实中,要区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意识形态并不太容易。比如,通常称民主党为自由派,共和党是保守派,但真正主张经济自由的反而是共和党。又如,民主党称共和党是大资本家的代言人,但是最近两届大选,华尔街向民主党的捐款要远远多于共和党。民主党的铁杆票仓均来自东海岸和西海岸的富裕州、金融州。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因为两党经历了复杂的演变,同时内部(尤其是民主党)派别众多,有时候,党派的意识形态也追随着选票而演变。

美国立国时只有一个党派,那就是开国者汉密尔顿领导的联邦党。1790年另两位开国者杰斐逊和麦迪逊为了对抗汉密尔顿组建了民主共和党。1812年联邦党解散,民主共和党分裂为民主党和共和党(前期为辉格党)。

最开始的民主党继承了杰斐逊的思想遗产,代表着南方地主、农民的利益,反对大政府和中央银行,主张发展农业、土地扩张及蓄奴。共和党则代表着北方资产阶级的利益,主张发展工业、自由市场及废奴。

19世纪上半叶,民主党长期执政,维持蓄奴政策,在西部驱赶印第安人,将美国国土扩张到西海岸。

1860年,共和党赢得了大选,林肯担任总统。这是共和党首次执政。林肯总统主张废奴,南北矛盾不可调和,引发内战。结果南方落败。战后,主张蓄奴的民主党一败涂地,被选民抛弃。直到1933年大萧条,共和党维持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执政。共和党主张自由市场,发展汽车、钢铁等工业经济。这也是美国工业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被称为镀金时代。美国在镀金时代经济总量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制造企业主以及日益扩大的白领阶层、中产家庭,是共和党的传统支持者。在镀金时代,托拉斯组织崛起,共和党被认为是代表着大型工业资本家的利益。不过,共和党人老罗斯福总统是第一个向托拉斯开刀的总统,被称为“托拉斯爆破手”。他拆分了老摩根控制的北方证券,向石油、烟草等40多家托拉斯发起了诉讼。

不过,这位居于拉什莫尔山之上的总统,其执政理念及铁血风格,造成了共和党内斗。1912年,老罗斯福和塔夫脱分散了共和党选票,民主党改革派人物威尔逊博士抓住机会当选了总统。威尔逊是民主党扭转局势和改变民主党意识形态的关键人物。法学教授出生的威尔逊推动了一系列法令的出台。他推出了史密斯-莱佛法案,向农民输出农业技术,向地主提供农业贷款,稳住地主和农民的票仓。

同时,他还通过了亚当姆森法案,规定铁路业工人享有8小时工作限制;还通过了莱克顿反托拉斯法,将反垄断扩大到价格歧视等普遍性问题。这两项法令帮助民主党赢得了工会和工人的选票。在威尔逊的任期内,美国劳工联盟、铁路工人协会和其他“温和”工会的会员和这些行业工人的工资都得到了显著增长。

威尔逊还通过了基廷-欧文法案,减轻童工问题;通过了确立女性投票权的第十九号宪法修正案;还颁布了禁酒令的第十八号宪法修正案。这些法令又帮助民主党赢得了妇女、女权主义者、知识阶层的赞赏与支持。

最重要的是,威尔逊推动了美联储的成立。反对中央银行是民主党一贯以来的政治主张,但是威尔逊顶住内部压力促成此事。美联储成立的初衷是为了保护私人银行,威尔逊此举帮助民主党争取了金融势力及银行家的支持。

用今天的话来说,威尔逊总统推动民主党“破圈”,将粉丝群体从原来的地主和农民,扩大工会、工人、银行家、女性、知识阶层。选民成分的扩大化、复杂化,也开始改变民主党的意识形态及政治主张。

不过,在大萧条前,白宫还是共和党的天下。1920年,共和党重夺总统大位,缔造了经济繁荣的“咆哮的二十年代”。1928年,共和党候选人胡佛鼓吹个人自由主义、经济繁荣、机会均等,轻而易举地击败民主党候选人当选总统。1929年3月的《华尔街日报》在庆祝胡佛就职时说:“胡佛是一个很有活力的商业总统,他将是美国第一个商业总统。”

然而,仅仅半年后,经济危机爆发,引发多年大萧条。大萧条给了民主党翻身的机会,民主党候选人小罗斯福打着“新政”的旗号以压倒性优势赢得大选。从历史来看,几乎每次经济崩溃都利好于民主党竞选。

大萧条意味着共和党鼓吹的自由放任主义破产,民主党主张的干预主义登台。小罗斯福推动了一系列法令的出台。其中,紧急银行法,拯救大银行,获得了大银行家的支持。农业调节法,给农民发放补贴,赢得了农民的支持;社会保障法,给失业工人、残疾人、贫困家庭发放补贴,赢得了底层民众的支持;以工代赈,扩张基建保障就业,赢得了工会及工人的支持。

小罗斯福是改变民主党历史的关键人物。他彻底扭转了自南北战争以来的民主党的民意颓势。后来,小罗斯福领导美国赢得了二战的胜利,民主党的民意支持率达到顶峰。

1960年,年仅43岁的民主党人肯尼迪赢得了大选。不幸的是,3年后肯尼迪总统被刺杀身亡。副总统约翰逊接任了总统大位。约翰逊总统是新政的坚定支持者,他提出了一系列所谓的“大社会”法案。“大社会”系列法案的内核内容是保障民权和民生,比如,环保、扶贫、农村建设及增加教育福利。

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平权运动风起云涌。约翰逊总统成功地抓住了平权思潮,以“大社会”系列法案支持平权运动;同时,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给黑人、少数裔、女性提供大量的补贴。这使得黑人集体倒向民主党,成为该党的铁杆票仓(99%)。有意思的是,民主党历史上是主张蓄奴的党派,共和党林肯总统废奴,民主党约翰逊却成功“摘桃”。

约翰逊还支持女性平权、消费平权,要求大学录取学生、公司招收或晋升雇员、政府招标时,应当照顾少数种族和女性。约翰逊帮助民主党赢得了女权主义者、环保主义者、消费主义者的支持。

对黑人及女性的特殊照顾,是否构成对白人、男性的反歧视?1978年一位叫巴克的白人男性,连续两年被一个医学院拒绝录取。原因是,这个医学院将16%的录取名额给了黑人学生——一些成绩比比巴克更差的黑人学生。巴克将学校告到了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裁定该校对黑人学生实行定额制是违宪的,但仍然支持平权运动。到了90年代,美国高校恢复理性,陆续废除黑人的定额录取指标。很多州取消了在就业、政府招标等方面对黑人的特殊照顾。最高法院的做法是理性的,支持平权运动,但不能采取定额定量的方式,如此构成了反向歧视。

1860年之前是民主党的天下,南北战争后到大萧条期间是共和党的天下。从大萧条到1960年代,民主党对共和党形成了压制。小罗斯福和约翰逊,这两位关键人物,将民主党的票仓扩大到:地主、大银行家、农民、底层工人、黑人及少数裔、女权主义者、环保主义者、凯恩斯主义者及左翼知识分子。

民主党并不是一个严密的政党,其选民基础庞大,但成分复杂,利益难调和,不够团结。如果要将这些票仓分类,大概可以分为两类:最有钱的人和最贫穷的人,亦或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所以,民主党经常面临两难:一方面要代表大银行家、富人及精英阶层的利益,另一方面又要设法安抚最底层的民众。

如此一来,意识形态控制就变得极为重要。为了最大限度地笼络复杂的底层支持者,民主党打着民主、自由、平等、善良、博爱、反歧视、环境保护等旗号,甚至将其上升到政治正确的层面,以确保票仓的稳定。很多主张明显左倾,民主党也就成为了深藏着银行家及富人的左派政党。

很多人认为,共和党更善于搞经济,民主党更善于搞政治。历史上,共和党治下的美国,经济繁荣,财富增长快速,但贫富差距也快速扩大。经济崩溃时,民主党接管美国,推行平权运动和社会福利建设。但是,干预主义及福利主义引发的经济衰退、债务危机,又使得民主党丢失政权。

1965年到1969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支出总共增加55%,每年增加11%,而在此之前的三年每年支出增加只有2%。其中,在约翰逊的“大社会”计划的拨款中,卫生、教育、萧条地区发展这三项经费合计从1965 财政年度的81亿美元增加到1966年度的114亿美元。

约翰逊“大社会”的财政扩张是70年代美国滞胀危机的直接原因。赤字高企、经济衰退,导致民主党失去了白宫掌控权,共和党人尼克松赢得了大选。但是,尼克松在走向伟大总统行列的路上遭遇了“水门事件”。尼克松之后的整个70年代,美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滞胀危机。凯恩斯主义跌下神坛,民主党主张的大政府干预主义、福利主义一败涂地。

60年代开启的社会平权主义成就了民主党,70年代开启的新自由主义成就了共和党。最后,搞定滞胀危机的共和党及新自由主义赢得了选票。

2政治博弈

1980年,共和党人里根入主白宫,他与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帮助美国走出了滞胀危机,开启了长达几十年代的景气周期。里根帮助共和党打了翻身仗,扭转了自大萧条以来的民意颓势。

里根被认为是共和党意识形态的代表。里根在大选时便明确提出反对凯恩斯主义和政府干预主义,主张供给经济学,提倡自由主义和减税政策。里根启用了一大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推动改革,减少干预,降低市场准入,支持信息技术和投资银行。与民主党相比,共和党的意识形态是软弱的,但其经济政策是卓有成效的。

从1983年到2007年,美国迎来了持续的繁荣景象,金融产业迅猛发展,信息技术方兴未艾,大型跨国公司崛起,经济全球化一日千里。这一时期的经济繁荣,定然与共和党相关联,尽管90年代民主党人克林顿在经济建设方面也功绩卓著。

到了21世纪,我们再来看共和党和民主党的票仓。共和党的票仓要比民主党更加纯粹,除了传统的制造企业主、本土中小企业主、蓝领工人、白人、公司白领及持续扩大的城市中产,还有少部分银行家。

70年代后,民主党并非无所作为。直到1995年之前,民主党一直控制着国会。这是因为民主党在平权运动中积累了雄厚的民意支持。国会的政治力量比白宫更加强大。这时,民主党的票仓发生了一些变化,除了原来的票仓,还增加了大量的投资银行家,如券商与投行精英,增加了信息技术、新能源领域的企业主、科学家、工程师,还有大学的知识分子。部分投资银行及信息公司,已经成为大型的跨国公司,如微软公司,这股势力深刻地影响着民主党的外交政策。

值得一提的是,网络科技寡头,如Facebook的联合创始人达斯汀·莫斯科维茨、Twitter联合创始人埃文·威廉姆斯、eBay前总裁杰夫·斯科尔、Zynga创始人马克·平卡斯、Netflix的CEO里德·哈斯廷斯都是拜登及民主党的支持者。

特朗普和拜登都在社交网站上投入巨额广告,这些广告如何被算法支配,关于两党的言论如何被大数据推送,很可能影响选情。在这方面,拜登及民主党更具优势。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共和党再次遭遇滑铁卢。民主党和凯恩斯主义者,将经济危机爆发的责任归咎于共和党。同时,金融危机引发民粹运动,民粹主义者要求福利保障,同时严惩金融家。

2008年大选,民主党人奥巴马成功夺魁。为什么会是奥巴马?当时的民主党的竞选策略太出色了,美国选民对满嘴跑火车的政客早已厌倦,渴望一位与大资本家毫无瓜葛的年轻人来一次彻底的“革命”。而奥巴马满足了选民们的一切渴望。奥巴马出生于贫困家庭,底子干净,年轻干练,朝气蓬勃,演讲天赋极为出色。最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位黑人。

奥巴马打着改革的旗号登台,他给选民承诺,对95%的人减税,对另外5%的富人征税。他还承诺推行全民医保,严格监管金融企业。

广大底层选民对奥巴马寄予厚望,民主党雄厚的民意基础发挥了作用。2008年大选,奥巴马的筹款记录显示,其总额中有65%来自于小于200美元的小额捐款,而他的对手共和党人麦凯恩只有33%。但是,8年后,选民们发现他们200美元的政治投资打了水漂。事实证明,奥巴马最出色的能力还是演讲。如果还有第二项特长,那就是花钱。全民医保半途而废,包含沃尔克法则的金融监管法案被修改得面目全非。而美国政府的债务规模却急速膨胀。

2016年,美国选民忍无可忍,选择了最不像总统的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为什么民主党和希拉里被选民抛弃?表面上,责任在奥巴马。但其实,奥巴马是无力改变的。这是由民主党的性质决定的。

民主党的票仓有“弱势群体”和底层民众。民主党的左派人士桑德斯代表着这群人的利益。但是,民主党的另外一个铁杆票仓是华尔街、金融企业、跨国公司及城市精英。他们的利益代言人是民主党建制派希拉里。金融危机后,这两个票仓的利益发生了冲突,底层民众要求严惩金融企业。奥巴马干了八年的和事佬,拿了个诺贝尔和平奖,却错过了改革的最佳时机。2016年大选,民主党面临分裂形势,为了保住华尔街这边的票仓,民主党的传统势力果断地放弃了桑德斯,让建制派希拉里迎战共和党的特朗普。

民主党的传统铁盘,东部富裕州、金融州和西部加州,为希拉里赢得不少选票。但是,在关键的摇摆州,希拉里被特朗普逆袭。摇摆州多数是五大湖区的传统工业州和南方州,其中有不少是底层选民,他们太讨厌希拉里这种建制派政客的嘴脸了。

反观,共和党这次大选策略极为正确。共和党也有建制派,也有华尔街的代表。但是,共和党的选民成分更为纯粹。共和党的铁杆票仓是美国白人、工人及中产家庭。这群人不论在意识形态还是利益上,与金融家的冲突没有那么大。于是,共和党在2016年果断掉头,战略性地站在了改革派这边,支持特朗普赢下摇摆州。

到这里,我们再来看看,到底是谁引发了2008年金融危机?斯蒂格利茨等凯恩斯主义者将责任推给共和党和金融自由化。但其实,这次金融危机是干预主义的结果,与政府的金融政策及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直接相关。问题是,到底是民主党的锅,还是共和党的锅?

通常认为,这次危机的第一责任人是美联储,主要是“美元沙皇”格林斯潘。第二责任人是小布什政府推动的支持美国家庭购房计划。危机的罪魁祸首,非自由放任主义莫属——共和党失败的政策。

然而,真相并非那么简单。塞巴斯蒂安·马拉比在其著名的《格林斯潘传》中指出,1987年“黑色星期五”后,格林斯潘就放弃了自由主义信仰,以及弗里德曼和沃尔克当年主张的货币主义政策[1]。格林斯潘在2001年实施持久的极低利率政策,这恰恰说明是美联储干预市场引发了危机。

另外,格林斯潘与民主党人克林顿总统的共同努力,打破了美国长达66年之久的金融分业经营的历史。1999年,克林顿政府提交监管改革绿皮书,推动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出台,开启了美国金融混业时代。

是谁制造了次贷危机?为了保护弱势群体的居住权,1977 年民主党人卡特总统批准、1990 年代克林顿总统屡次修改的“社区再投资法案”,要求房地美和房利美降低中低收入者贷款的门槛、甚至规定给低收入人群的贷款额度。2005年,共和党在国会动议规范“两房”的贷款标准,却遭到民主党的一致反对。

共和党有没有责任?当然有责任。小布什政府并未坚守自由主义思想,他的高级顾问卡尔·罗夫招募了一群凯恩斯主义者作为幕僚。小布什任命凯恩斯主义者伯南克为美联储主席,任命前高盛总裁保尔森为财长。雷曼破产时,即将卸任的小布什提醒过伯南克和保尔森不能过度施救。共和党在2008年的竞选纲领中明确宣布:“我们不支持政府救助私营机构。”但是,这两位“大救星”用纳税人的钱拯救大银行、金融巨头、跨国公司及金融市场,引发了灾难性的道德风险和债务风险。

今年的选情一度扑朔迷离。特朗普执政四年,美国经济走出通缩,就业率接近充分就业。但是,新冠疫情重创美国经济。很多人觉得特朗普会重蹈共和党“经济危机丢大选”的覆辙。

福利闸门一开,覆水难收,共和党同样随波逐流。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只要你给我钱,我管你是“驴”还是“象”。现在任何一个主张削减福利的政党,都不可能赢得选举。福利换选票,已经成为了两党的常规操作。特朗普制造了美国天量的政府债务及资产泡沫。

共和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建设可谓一塌糊涂,小布什政府耗光了自由主义时代的保守思潮。过去几十年,右派理论,尤其是自由市场理论存在缺陷,他们没有建立一套令人信服的“通往繁荣与和平之路”的理论。以至于很多人无法分辨左右与是非,甚至不知谁是自己的代言人,谁是华尔街的代言人。

共和党也有建制派,也代表了一些金融家的利益。比如梅隆银行家族是共和党的超级捐助者,他的继承人给特朗普捐助了1000万美元。特朗普和共和党有数十位超级富豪支持。但是,与民主党相比,共和党和特朗普的金融朋友圈实在太小了。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2016年华尔街券商与投行向希拉里的捐款高达8800万美元,特朗普只有2080万美元,相差四倍。2020年,这个差距进一步扩大。截止到9月份,华尔街给拜登的募捐高达5110万美元,向特朗普只捐了1050万美元,相差五倍。

另一组数据显示,自里根政府开始,来自华尔街的官员逐渐增加,到克林顿第二任期达巅峰,超过50%的高官来自华尔街。《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被废除后,当时的财长鲁宾在离职一个月后便成为了花旗银行联合总裁,年薪为1500万美元和150万股票。而特朗普政府赶走了绝大部分来自华尔街的高官,只剩下一位,那就是来自高盛的财长史蒂文·姆努钦。

我们经常看到,巴菲特、索罗斯、比尔·盖茨、佩妮·普利兹克、托马斯·斯泰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巴里·迪勒、勒布朗·詹姆斯等众多大佬都是民主党及拜登的铁杆支持者。

在“政治现金”问题上,美国两党也在博弈。为了确保大选不被富人集团、工会团体控制,1943年国会推出了《史密斯-康纳利法案》,禁止工会以组织名义对选举候选人进行捐款。1972年的《联邦竞选法案》规定,每个人每次选举给某个候选人捐款不能超过1000美元。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不得超过5000美元;个人一年可以资助选举的捐款,不得超过 2.5万美元。这个金额会随着通胀浮动。

但是,政治行动委员会还是会钻空子,出钱给自己的候选人打议题广告。这就是政治“软钱”。2002年小布什政府时期,共和党人推动出台的《两党选举改革法案》规定,工会、公司和其他民间组织在初选之前的一个月内和大选之前的两个月内,不许在电视广播里打“议题广告”,旨在消除“软钱”对大选的影响。

但是,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决认为,美国企业可以不受限制地投入竞选资金。这使得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对大选的影响大增。这次大选,为了帮助拜登赢下极为关键的佛罗里达州,篮球巨星詹姆斯、乔丹与商人迈克尔·布隆伯格等名人一起,支付了约2700万美元的法庭罚款,让多达13000名重罪犯有资格投票。

所以,民主党建制派成为了传统势力的坚决捍卫者,他们是不可能发起真正的改革的。正如拜登所宣称的那样,他如果当选了,将维持过去的秩序。当然,共和党也不是阳春白雪,只是他好掉头,且已经掉头。

3政治正确

本次大选,民主党内部还是放弃了极左派桑德斯,支持年事已高的老政客拜登参选。与上次支持希拉里一样,民主党不敢放弃华尔街这块铁盘。结果,民主党的这次选情与2016年相差无几。

民主党的盘太大,成分太复杂,利益冲突太多,笼络选民的唯一办法,只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灌输促成共识最大化。民主党的主张是迷人的、具有吸引力的,他们主张自由、平等、民主、博爱、善良、正义,反对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移民歧视,保护老弱病残孕童等弱势群体,支持环保主义及新能源技术。

比如“保护弱势群体”,民主党人小罗斯福在1938年推出了美国史上第一部最低工资法案。共和党则反对最低工资法。在小布什时代,共和党一直不同意民主党提出的将最低工资标准从每小时5.15 美元提高到 7.25 美元。2006年民主党赢得了中期大选,主导众议院很快通过了提高最低工资的法案。但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不同意,提出要求给小企业减税83亿美元,否则不予批准该法案。民主党则认为给企业减税是保护了企业,而不是弱势群体,将减税金额砍到48亿。如此这一法案最终通过。

民主党借此“上纲上线”,批判共和党是“资本家的代言人”。但其实,经济学家早已证明了最低工资法案无助于工人就业增加。如果最低工资过高,反而会降低企业雇佣数量,增加工人失业率,尤其是年轻的、非熟练工的失业率。“最低工资研究委员会”调查表明,最低工资上升10%,会导致年轻非熟练工失业率增加1%到3%。反过来,给企业减税,让更多自由回归自由市场,有助于企业效益增加,从而增加工人的就业率。

其实,民主党精英对此一清二楚,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将问题理性化,只有意识形态化,甚至固化为政治正确,才能最大限度地团结选民,打击政治对手。

刘瑜教授在《民主的细节》一书中将美国的政治正确(Politically Correct)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冒犯少数族裔;不能冒犯女性;不能冒犯同性恋;不能冒犯不同的信仰或政见持有者[2]。在政治正确之下,民主党的票仓里有理想主义者,有福利民粹主义者,有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还有一群“广场背后的人”。

这四项基本原则已经深刻地渗透到了美国知识精英阶层。2005年的一个调查表明,美国高校里72%的教师是“左翼自由派”,15%是“右翼保守派”。从党派来说,50%的教师支持民主党,11%支持共和党。这一失衡在一流高校中尤其显著:87%倾向于左翼自由,13%倾向于右翼保守。而且,左右翼力量的变化,越来越向左翼倾斜。1984 年调查时,高校老师还只有39%是左翼自由派。

在美国政治正确之下,做一名右派需要足够的勇气。“在美国知识分子圈子里,尤其在高校里,做一个左派是非常时尚的事情,做一个右派才需要真正的勇气。美国高校校园里的左右势力处境:左翼趾高气扬,右翼垂头丧气。[2]”

美国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生活在理想的世界中,藏着一颗圣母心、博爱情怀及极端的平等主义,却少了一份理性,丢失了是非观。越是接受了现实,越是多了一份理性的知识分子,越是远离美国左派。据调查,美国人文院系81%教师是自由左翼,社会科学75%,而工程学院只有51%;商学院只有49%。可见,自然科学和经济学给人类带来更多的理性之光。

又如,修墙事件。过去几十年,墨西哥非法移民疯狂涌入美国。70年代末,墨西哥潜入美国的非法移民一年只有5万人,到了80年代,这个数据达到了20万,90年代年均非法移民到了50万。

2005年,小布什政府通过了反非法移民法案,决定在美墨边境修建一条698 英里的“隔离墙”。民主党反对,批判共和党搞种族歧视,要求对非法移民更加宽容。这事就此搁置。小布什政府时期,有一年五一劳动节,成千上万的非法移民,在美国70多个城市游行。讽刺的是,他们高举着墨西哥的国旗,要求美国政府保障他们的合法劳动权利。

如今,墨西哥非法移民在美国已经超过1000万,有些人已经在美国长期定居、工作及生育。特朗普政府再启动修墙工作,民主党又以种族歧视斥之。所以,在美国少数裔及知识分子眼中,共和党是有种族歧视倾向、排斥移民的保守政党。

民主党支持非法移民,其实有着精致的利益诉求。少数裔是民主党的票仓,如果黑人越多,移民越多,非法移民转正越多,民主党的选票基础就越大。黑人及少数裔的生育率普遍高于白人,按这个趋势下去,民主党在大选中的优势会更加明显。同样,民主党实施高福利政策,以争取福利民粹主义的选票,这也是一种政治诉求。

美国右派人士提醒,比政治正确、道德制高点更加重要的是理性。非法移民者,其身份是非法的;福利民粹主义导致债台高筑,降低经济效率;对黑人的过度补贴政策,导致大量单亲黑人家庭出现,引发各种社会问题;极端环保主义反而可能引发生态灾害。但是,这个世界理性人毕竟是少数,共和党吃了这个亏。共和党和美国右派的声音在政治正确的压制下变得微弱。

这种政治正确甚至压制着言论自由。在大选民调中,民主党经常领先于共和党。除了民主党选民基数大外,共和党的支持者受制于政治正确而不敢发生,不敢公开支持,只能默默投票。

比如,在今年的黑人运动中,大学教授表达了一些理性的声音,结果被学生举报,被迫下岗。报社编辑对黑人打砸抢行为谴责,也被口上种族歧视的帽子。下跪,成了政治正确,成了拜登及民主党的政治秀。

但是,在一个宪政国家,没有永远的政治正确。言论自由最终会捅破道德绑架的虚假面具。这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给予的权利。

列奥·施特劳斯,这位德裔美籍哲学家直接指出了民主党的根本问题。他认为,现代话语中的“自由”,刚好用来模糊是与非、正义与邪恶的界限;而现代话语中的“民主”——通过把一个质量问题转化成一个数量问题——为这种相对主义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行性[2]。施特劳斯痛恨自由主义被民主党滥用,也批判传统自由主义,推崇美国的宪政民主。

他在世时,施特劳斯学派是“最孤立、最边缘、最不受承认甚至最受排斥的学派”。但是,去世后,新自由主义兴起,施特劳斯却成了“共和党革命的教父”及“新保守主义之父”,他的众多学员成为了里根政府、布什政府的官员及幕僚。

说到根本上,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在意识形态的分歧,就是民主、自由、平等及正义的概念分歧。

先看民主。民主党主张的民主是雅典式民主,也就是多数人说了算。在古雅典,苏格拉底藐视宗教,被民主投票的方式处死。此后,欧洲精英一直对民主怀有芥蒂,更加推崇自由。法国大革命让人们看到了民主引发的多数人的暴政。

真正恢复民主声誉与价值的是美国的宪政民主。与雅典式民主不同,宪政民主是宪政约束下的民主。宪政体现的并不是大多数人的意志,而是真理,或叫“理性精神”。美国宪法规定的保护人的生命权、言论自由以及私有财产,是不能因为多数人选票而被剥夺的。比如,股灾时,多数人亏本,少数人赚钱,不能通过多数人投票,要求交易回滚,或者剥夺赚钱的少数人的财富。

选举人团制度就是宪政民主,而非雅典式民主。这种制度符合美国的联邦体制,可避免人口大州控制白宫和国会,防止民主选举出希特勒。

再看自由与平等。民主党和共和党对此的分歧,在谁是目标,谁是手段上。两党都支持“生而平等”。这就是天赋人权,即人的生命权是平等的,人格是平等的。但是,共和党主张机会平等,反对结果平等,以自由为目标。民主党对平等的理解更准确说是均等,民主党以平等为目标,允许为了实现结果平等的目标可以破坏机会平等,牺牲部分自由,甚至可能修改法律。共和党主张的自由是宪政下的自由,认为只有宪政下的自由才有真正的自由。

孰是孰非?米尔顿·弗里德曼一句话就说清楚了:“一个把平等放在自由之上的社会,最终将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而一个把自由放在平等之上的社会,虽然得不到平等,但会比其它任何存在过的体制都更能接近于平等。”

共和党支持程序性正义,民主党支持补偿性正义。程序性正义其实是机会平等,结果看个人能力。补偿性正义是结果平等,机会不平等。民主党约翰逊在搞平权运动时提出,黑人受到了百年的歧视,底子薄、起点低,应该将起跑线往前挪十米。问题是,你如何识别华裔、亚裔、印第安人的祖上过得好不好,需不需要给予照顾。更要命的是,补偿性正义其实是唯出身论,助长懒惰,制造新的不公正。从巴克案来看,美国最高法院显然是否定了民主党的补偿性正义。

所以,关于正义,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道出了实质:只有未知身份下的正义,才是真正的正义。换言之,不论出生,一视同仁。

对自由、平等、民主及正义的模糊认识,是意识形态问题所在。民主党也热衷于将水搅浑,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团结成分复杂的选民。

安·库尔特比施特劳斯更加直截了当地揭露这一点。她是一位“美国小姐”,本可以靠颜值吃饭,非得靠才华。库尔特曾经连写了五本书疯狂攻击民主党,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她在专栏上痛骂民主党:“民主党的主要选民,全是些吃福利软饭的胖子。”

或许,库尔特的极端言论依然无法唤醒哪些装睡的人,因为福利会上瘾。美国专栏作家丹尼斯·普拉格批判说:“不论是毒瘾、酒瘾、毒瘾、性瘾,还是烟瘾,只要染上,就很难戒掉。然而还有一种瘾,比它们更难戒,那就是福利瘾,即人们对不劳而获的上瘾。[3]”他痛骂民主党是“毒贩子”,让美国民众一个个变成了“瘾君子”。

刘瑜教授说得好:“我总觉得,煽动家和思想家之间的区别,就是煽动家总是特别热衷于抢占道德制高点,而思想家总是热衷于指出道德制高点底下的陷阱。所以煽动家总是在话语的盛宴中觥羮交错,而思想家总是在惴惴不安地担心谁来为这场盛宴买单。[2]”


参考文献:[1]格林斯潘传,塞巴斯蒂安·马拉比,浙江人民出版社;[2]民主的细节,刘瑜,上海三联书店;[3]Entitlements: The Most Dangerous Addiction(最危险的一种瘾:福利瘾),丹尼斯·普拉格,国家评论。


——END——


2020年9月23日星期三

自由市场经济才是通向繁荣的保障

 自由市场经济才是通向繁荣的保障


自由市场经济包含的不可或缺的两个元素,就是自由市场和最少的政府监管。 




美国在实行彻底的自由市场经济和最少的政府监管上,在当初其实是独创的,那时欧洲在王权之下,没有一个国家是这么做的。 




当时在苏格兰有一个大学教授叫亚当・斯密,Adam Smith,他写了一本后来很有名的书,叫《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这本书设计了那么一个经济理论,当年其实不光他在思考,法国有几个经济学家也构想出了相似的理论,但是在英国、在法国都没法用,当时都还是王权。亚当・斯密的这些经济理论,变成了一种象知识分子在象牙塔里想出来的东西,没有地方可以实践。 




年青的共和国实践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带来一片荣景 




美国的建国者们看中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把它在美国用起来。所以这个《国富论》所阐述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终于找到了一片实践的领土,得到整个一个国家的试验。 




试验的结果是什么呢?1787年美国宪法在制宪会议上获得批准,在1789年正式生效之后,到1905年差不多一百二十年,一百二十年之后的美国,以世界5%的领土和6%的人口,生产出了全世界50%以上人口吃穿住行所需要的一切,包括生活奢侈品,缔造了超大的市场。这就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美国实行下来的结果,是相当惊人的。 




自由市场经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会让生命的各个方面都得到提升。依照自然法则,人有生命就会发明、创造,制造出财富,如果一个人没有了他应有的开发、创造、拥有、增加、控制、交易和支配他的财产的权利,那么这个人本质上是没有自由的。对任何的政府而言,既然保护人的生命,当然也要保护人所创造的一切财富,因此自由市场经济是与之紧密结合的,人创造了产品要能够拿去交易,变成更多的财富,这是生命的自然延伸。 




自由市场经济的六项清晰原则 




我们有必要来说一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里所讲的经济系统,或者说当年美国经济的本质。他有几条很清晰并且很简单的经济原则。 




第一就是,各展所长。每个人寻找你自己擅长的专业,专门生产一类东西,并且把它做的很好。 




第二,政府不干预市场交换。人们在自由市场上做买卖、交换东西,政府别管别干预。




第三,由自由市场连接供求双方。 




第四,价格由竞争来决定。政府不能定价,谁也不许定价,价格是由竞争来决定的。 




第五,利润来自于产品价值。说白了就是,你做的东西不好你就没利润可赚。 




第六,用竞争来提高品质、增加产量和压低价格。 




这就是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简单的几项经济原则表述国,其中还伴随其他的重要元素叫作经济自由。 




今天我们说起这些来好像是白话一样,不足为奇,但在当时却是一个首创。它规定政府不能定价,可是政府就是喜欢定价,价格高了他就想来抑制价格,哪里缺乏了什么东西,他就想把东西从这边运到那边去,政府看到问题都喜欢插手。所以美国在那个时候开始施行的经济体系是自由市场经济,政府把自己的手从市场抽走。 




实现自由市场经济,有四个基本的经济自由要保证。第一就是尝试的自由,允许任何人尝试制作产品;第二是购买的自由,你不能说不允许我买哪个东西,或者不买哪个东西;第三是销售的自由,我想去哪里卖就去哪里卖,卖家不受区域的局限;第四是失败的自由,我可以失败,可以破产,破产是正常的,这样我可以重来。这四个自由就保证了经济活动的畅通。 




政府应该扮演的有限角色与需承担的责任 


美国国父们认同亚当・斯密的看法,一个国家经济繁荣所面临的最大的威胁就是政府对于民间企业和经济活动的肆意干预。  




但是政府又不是没有角色可以扮演,有四个方面的责任,一定要有政府来承担: 




第一,政府有责任铲除市场上可能存在的强买强卖的行为或者势力。 




第二,政府要杜绝在市场上出现的欺诈行为,杜绝欺诈,比如在产品质量、产地、厂商等方面说谎。 




第三,政府负责杜绝垄断。当生意太成功了,我就随意定价,成功到挤垮所有行业经营者,那政府就要来管。 




第四,就是政府要杜绝败坏道德的产品。比如色情、淫秽、娼妓、毒品、赌博等东西就必须杜绝买卖,这个政府要负责管的。 




政府被赋予的这四种角色,很有道理,政府就像市场上的一个警察,维持秩序,管经济活动中的不法行为和不道德的事情。 


 


亚当・斯密的这套经济理论实施之后,美国一片繁荣,从此美国就超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 




美国经济巨轮偏航的历史原因




到了1900年后,美国经济出现了一些大的变化,那时出现了几件比较大的事情:一个是大规模的罢工,让美国人很困扰,怎么我们搞资本主义搞得这么多工人起来罢工?另一个是强大的托拉斯的出现,钢厂、铁路公司,越做越大,最后他开始把持价格,让美国人很忧虑。第三就是,神秘的经济周期的出现,就是经济危机,当时人们觉得看不太懂这种荣衰,觉得是不是资本主义带来的罪恶?第四就是,出现强大的工会,跟政府说我们要均贫富。所有这些都引起了对自由经济制度的某种怀疑。到了1929年发生了大萧条,美国经济一夜之间垮下去,那个事件成为了“旧时代”与“新时代”的分水岭。 




大萧条之后,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总统,开始了强大的中央政府,由政府花钱来搞“新政”。自那之后,很多人就认为,当初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老一套了,带来很多资本主义的罪恶,现在进入新时代了,我们要重新来解决它。那时代替亚当・斯密理论的,就叫做《资本论》,卡尔・马克思的东西。《资本论》进入了美国的很多大学,从那以后大学不再教《国富论》了,也不教这个国父的经济观点,反而是教卡尔・马克思的东西了,凯恩斯主义还没有到位,但是已经开始一步步出现了。这就是美国逐渐走向中央政府,包括某种程度的计划经济的历史。 




直到二次大战之后,从1951年后的60年代之后,美国的学者才逐渐回头去找亚当・斯密的书,重新认识亚当・斯密理论的简单与神奇。 




《飞越5000年》作者斯考森先生的看法是,其实大学经济系的学生,第一年就应该读亚当・斯密的书,然后读美国建国时期这些建国先父们写的联邦文籍,这是学习如何办经济的最好办法。美国人需要走向回归,回归当初国父和亚当・斯密他们为经济所开出的处方,其实是让社会真正繁荣的良方。 




但是,要让社会和经济持续、稳定的繁荣,需要更正一件历史上没有完成的任务,那是什么呢? 




造成美国经济荣衰周期的货币问题 




《飞越5000年》这本书中,检讨了美国在经济设计中一个比较致命的错误,就是美国的货币政策。 




在费城开制宪会议时,国父们就决定了美国的货币,即美元,必须不受任何外来力量操纵或影响,而完全由人民来决定。因为国会是由人民选出的民意代表组成,所以美国人民的代表就是国会,所以,美国的货币的政策必须由国会来决定。 




不仅如此,先父们还阐述了国会要保证货币购买力的稳定,不论是对内,还是对外。 




另外,纸币的背后必须对应真金白银的贵重金属,就是今天我们说的“金本位”。今天美元不是“金本位”了,它背后是所谓美国政府的信誉,所以印多少钞票,美国政府自己可以自主决定,如果它大印钞票,大家就只能接受可能的通货膨胀。 


 


但是国父们当初要的不是这个,乔治・华盛顿当时就明确说,我们不能让货币贬值,美元背后一定要是金、银。 




不幸的是,这个政策没有被落实。因为宪法刚确立时,美国面临的是经济凋敝,加上欧洲和美国的大银行施加的巨大压力,以及其它的政策失误,结果最后政府把发布货币的权力交给了一群银行组成了一个联合银行“美利坚银行”,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今天它叫“联邦储备局”。 




当时建国先父之一的托马斯・杰佛逊当时对这样做非常生气,他大声谴责:如果我们把货币权交给银行,他们就会用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的法子,(这么一张一缩之下),让他们自己、和靠他们长大的那些公司自肥,而美国的孩子会发现他们的父亲所创造的财富和家园会丧失。因此,货币权必须还给人民,还给国会! 




托马斯・杰佛逊所发的警告也许听起来太过严重一点,但是有没有这样的迹象呢?每一次经济衰退发生后,丢掉房子、关掉公司的是不是借房贷的小老百姓?把房子收走的是不是银行?杰佛逊有没有他的预见力?  




另外,老百姓在辛辛苦苦赚了工资之后,把钱存在银行,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货膨胀就会使这些工资缩水、价值流失,这已经是我们已经早已习惯的现象,但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这种现象对吗?货币为什么要自动地、不断地失去价值?老百姓什么错事都没有做,他们的财富为什么会自动缩水?应该这样吗?这些消失的财富,跑谁那儿去了呢 




这就是我们要探讨的货币问题。 




在美国,有个概念,叫做“分数银行业务”,fractional banking。什么意思呢?就是银行目前即使资产只有一百万美元,它却可以放出四-五百万美元的贷款,也就是说它实际的一百万美元资产,只需要是它放贷总量的几分之一(这就是“分数”的由来)。 




托马斯・杰佛逊说,银行放出去的贷款,其中75%都是不存在的假钱。银行放出比它实际资产多4-5倍的钱,人们拿了这些银行借来的“不存在的”钱,开始修房子、开公司,把经济泡沫吹得大大的,等这个泡沫“啪”破掉后,银行再把这些撑不下去的房子或公司收到自己手里。所以,经济“荣”的时候,银行从它放出去的假钱中赚4-5倍的投资回报,经济“衰”的时候,它把付不起贷款的房屋或公司收归自己所有。这种经济的荣、衰已经持续了200多年,只不过是在工业化之后,频率和幅度更大而已。 




但是这里,银行能够贷出比它实质资产多几倍的贷款的现象,就是因为银行自己为自己开绿灯,为了自肥而产生的制度。 




在美国的历史上,从杰佛逊总统、杰克森总统到林肯总统,都曾经想把造币权从银行的手里收回来,还给国会,并且规定银行只能有多少钱,贷多少钱出去,禁止放贷假钱,从而打破这种经济的“荣衰”的周期,但是,都功败垂成。 




美国经济要重新腾飞,须回归先父制定的原则 




因此,很多的美国经济危机,一轮起一轮落的这个状况,依照建国者们的理论,就是由银行造成的。当然,1900初诸多的社会问题,话题太大,我们就不详述了。 




川普(特朗普)总统当政以后,实施了一系列措施重振美国经济,成效令人刮目。那么在未来某个时候,保守派政府更强大的时候,斯考森先生认为应该制订一个法律,彻底更正国家的经济政策,回归到立国原则上来: 




第一,就是回复金本位,货币背后用黄金来支持。 




第二,印币的权力要从联储局拿回来给国会。当然在实际操作上可能还有很多现在预料不到的事情,但是要走回到正确的路上,确实是要这样做。 




如果美国更正了这一项历史上的错误,斯考森先生相信可以让美国这一已经领导世界的国家,拥有更加强壮和更加健康的经济,能够腾飞得更高、更远。 




这就是自然法所带来的经济体系——自由市场经济加上最少的政府监管,是走向繁荣的正确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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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人人都想做官的国家无法强盛

 福泽谕吉:人人都想做官的国家无法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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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园地  今天

   “一个国家所以能够独立,那是由于国民具有独立之心。如果人人都想做官、举国上下都是老一套的十足官气,那么国家无论如何不能强盛”。


    这是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众多名言中,最具含金量的一句。

    但鲁迅先生曾经指出:“中国人的官瘾实在太深,汉重孝廉有埋儿刻木,宋重理学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1926年《学界的三魂》)这将那些有官瘾的人刻画得淋漓尽致。

    很多中国人以为,福泽谕吉是主张日本对外侵略的第一理论家,殊不知他对日本的首要贡献,不是“扩张”,而是“独立”二字。

    众所周知,现行1万日元大钞正面,印着福泽谕吉的头像。一万元是日本钱币最高面额,旧款一万日元的主人是日本“释迦牟尼”圣德太子,而福泽以新换旧,可见在日本历史的地位和影响力超过了圣德太子。

    近代日本崛起于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成于“三杰”: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桂小五郎)。“三杰”里并无福泽谕吉,但是为什么日本人在最高价值的钱币上留下了福泽,而不是西乡、大久保呢?

    这主要是因为,维新三杰都是政治家,这些政治家推动的是对日本国家制度的改变,而福泽谕吉是思想家,他改变的,是日本的世道人心。

    福泽谕吉对日本人心的最成功改造,是令近代日本人由“人身依附之心”集体转向“独立之心”。

    虽然福泽谕吉没像西乡隆盛那样,用武力推翻幕府、推行政改,但在倒幕维新的多事之秋中,他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办学办报,在兵荒马乱中坚持开启民智,鼓吹西化。

    福泽谕吉对明治维新的贡献,相当于亚当斯密加上约翰洛克对英国的贡献。可以说,他是明治维新的思想导师与精神领袖。明治维新成功后,作为“突出贡献者”,福泽谕吉当然也受到天皇和首相盛情邀请,入阁做官,但他却一再拒绝,终生没有做官。

    当时日本虽处近代,但依然存有东方传统,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能够飞黄腾达做个一官半职,在这种情况下,有机会做大官的福泽却不愿做官,人们不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

    当时福泽谕吉给出的答案是——“愿做独立的榜样”。

    福泽谕吉指出,人人想作官的弊端——那种情况有如苍蝇麇集在腐食上一样。人人都认为不依赖政府就没有发迹的机会,因而就毫无自身独立的想法。

   福泽谕吉认为:一个国家的强盛之道,首先在于强民,而强民的标志,是国民具有独立之心。

   福泽谕吉认定,人人想作官的思想是孔子儒学教育的遗害。所谓“青云之志”乃是祖先遗传下来的“官场迷信”,他希望能从这种迷信中把人们唤醒,使之懂得文明独立的本义。


    谁也不曾想到,这个日本“独立之父”,早年竟然还是“儒家信徒”。

   福泽谕吉1835年出身于武士家庭。家境贫寒,直到14岁才入当地的私塾学习汉学,尔立之年成为远近闻名的汉学家。汉学家福泽谕吉的思想巨变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正值不惑的他三次赴欧美考察,其思想受到西方文明的猛烈冲击。于是曾经主张“和魂汉才”的福泽谕吉思想发生巨变,开始重大转型、投向“和魂洋才”。

    福泽谕吉的思想巨变在他的著作《劝学篇》及《文明论概略》中体现深刻。在《劝学篇》里,他把学问当做个人及国家独立的工具。福泽谕吉将学问分为两种:有形的学问(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无形的学问(心理学、神学、理学等)。在福泽谕吉眼里,实用的知识最为重要,而远离生活实际的知识则次之。

     福泽谕吉反对脱离实际的学问,出于这种思想,他开始排斥孔子,摒弃儒学及汉学。因为他判定儒学及汉学是近代社会“脱离实际的学问”。

    福泽谕吉认为,世上的事物千千万万,教师不可能将它们全部传授给学生,因此,发展能力比传授知识更为重要。所谓能力,即研究和处理事物的能力。而能力不是单一的,它包括记忆能力、推理能力、想象能力。这些是独立的人与独立的国家最需要的有用东西,而落伍的儒学是提供不了的、无用的。

    福泽谕吉主张重视实用知识的学习,他眼中的“实用知识”就是指洋学,即西方科学。所以他大力提倡学习西洋科学,他不仅重视数学等自然科学,对法学、社会学等西方社会科学也更为推崇。 

    福泽谕吉的“弃汉从洋”和“独立”思想在近代日本影响巨大,近代日本禀承他的思想,在明治维新时期的近代化过程中明确提出“和魂洋才”的标志性口号。并且,在他创办的庆应大学和《时事新报》影响下,一批独立知识精英、新日本人脱颖而出。

    福泽谕吉称自己对政治不热心,其实,笔者依其一生作为而分析——他并非对政治不关心,而是看不起官,不屑作官。他并不认为,一个校长的影响力就不如一个首相。他给自己的角色定位,应该是“日本国家大校长”。

   作为 “日本国家大校长”,他与日本政治家一道改变了日本。如果把国家比喻成一杯水,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日本政治家改变的是杯子的形状,而他改变的,则是水质。

    做为现代日本之父,《脱亚论》的作者。福泽谕吉,在解析中国儒学,倡导西学维新的论述中,从“人与人平等”作为切入点,并宣扬“人心解放”和“人欲解放”的自由精神。此人对中国儒学洞察透彻,一击中的。在儒家的伦理道德中,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对人性与精神的压抑,正是使人不能独立,不能发展,不能创造的命门。

   福泽谕吉在他的论述中指出,三纲五常的关系模式并不是人性中固有的和普世的。孔子为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经验局限,他的学说虽然代代相传,但永远只能基于治与被治的模式上,并非是放之四海的真理,一旦知识进步,文明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失效,而人类知识和文明的进步其实是独立于儒学而发展的。儒生除了死读书和做官之外一无所成。

    福泽谕吉高度赞扬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在于解开了人们精神上的枷锁,使人的心灵和思想得到了解放。注重精神之独立自由是所有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为之奋斗的目标。只有中国的儒学,永远让你匍匐在孔子的脚下,不得站立起来。

    福泽喻吉是日本文化维新运动的开山鼻祖,在日本历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他让日本彻底摆脱了孔儒的羁绊,大步向现代文明国家迈进。福泽喻吉是现代日本的指路明灯,他的头像被印在10000日圆的正面,供世人永久敬仰。


    福泽谕吉主要的思想特征是反对封建社会的身份制度。他激烈地抨击封建时代的专制压抑。福泽在其著作《劝学篇》第一篇开篇第一句即是“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可见其对于封建专制的抨击和对自由平等的肯定。更在《劝学篇》后续篇章中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近代化思想。此外,他也吸收了西方的社会契约论,提出要使国民和政府的力量相对均衡。

    这种均衡说体现了福泽谕吉独特的政治理念,反映出他并非完全照搬西方的政治学说。此外,福泽谕吉在其著作《劝学篇》中强调“一人之自由独立关系到国家之自由独立”。而要达到个人的自由独立,就必须要具备数学、地理、物理、历史等等现代科学知识。福泽谕吉的代表性语言就是“独立自尊”,这也成为了他死后的戒名。福泽谕吉毫无疑问是明治维新时代的最高级别的精神导师之一。其著名著作是《劝学篇》17篇,《福翁自传》,《脱亚论》。尤其是《劝学篇》十七篇,在当时的日本几乎人手一本。

    福泽谕吉终其一生都致力于在日本弘扬西方文明,介绍西方政治制度以及相应的价值观。他在《时事新报》发表了著名的短文《脱亚论》,积极地提倡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应该放弃中华思想和儒教的精神,而吸收学习西洋文明。基于优胜劣汰的思想,他认定东方文明必定失败,因此他呼吁与东亚邻国绝交,避免日本被西方视为与邻国同样的“野蛮”之地。他对当时的东亚其他国家采取蔑视的态度,比如将满日甲午战争描述为一场“文野(文明与野蛮)之战”;认为朝鲜王朝‎、清朝是“恶友”。故而《脱亚论》又被认为是日本思想界对亚洲的“绝交书”。

    福泽谕吉对于西洋文明并非没有取舍。可以说在其自由主义的表象之下,始终贯彻不移的是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此后,也有人批评福泽谕吉是一位肯定侵略行为的种族歧视主义者。但是,根据平山洋的《福泽谕吉的真实》(文春新书)的文字,其实这应该归因于《福泽谕吉传》的作者、《时事新报》的主笔、《福泽全集》的主编石河干明。

    根据平山的论点,虽然福泽谕吉批评了支那(中国)和朝鲜的政府,但是并不是贬低其民族本身。但根据《脱亚论》,事实上当时福泽谕吉认为日本、中国之间如同近邻。而日本已经将旧的茅草房改建成石房,但中国仍然是茅草房。所以福泽谕吉认为应该想方法令中国也改建为石房,不然代表中国的茅草房着火一样会影响到改建成石房的日本。为了代表日本的房子的安全,日本应该不惜强占还是草房的中国、朝鲜,帮助其改建成石房。而且事实上,福泽谕吉甚至还通过出资购买武器来资助过当时朝鲜的政变。

    所以无论如何认为,作为日本当时的精神导师的福泽谕吉在推动日本走向侵略道路的问题上绝对难辞其咎。他在《脱亚论》中对亚洲的观点,尤其在当时福泽谕吉作为明治时期的日本民众精神导师的地位导致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民众的心理,而这种普遍存在的观点,成为日后日本军队在亚洲国家实施暴行的思想根源。在一些学者的眼中,他更是日本侵略亚洲路线的基本设计者,堪称“日本近代第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而福泽谕吉”的理论至今仍在影响着日本的发展,可以说是“现今日本政治右倾化思潮的总根源”。

本文来源:外交内参等


2019年4月6日星期六

刘军宁:纳粹与希特勒,姓左还是姓右?

刘军宁:纳粹与希特勒,姓左还是姓右?
极权主义是20世纪的一个重大的政治现象,并给人类带来空前的、持续至今的灾难。国内外的许多教科书和著作,把极权主义分成两种类型:一类是左翼的极权主义,其典型是斯大林统治的苏联帝国,另一类是右翼极权主义,其典型是希特勒统治的纳粹帝国。关于苏联是左翼极权,这一点,各界没有异议。然而,把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归入右翼极权,则非常可疑。
纳粹(Nazi)是右翼政党吗?国家社会主义(Nazism)是右翼思潮吗?阿道夫·希特勒是右翼独裁者吗?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希特勒及其纳粹党是怎么说的,然后再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对希特勒,不论是其生前还是死后,人们对其恶行问题的关注要远远超过对其信念与主义的关注。人是观念的动物,而希特勒的信条才是其恶行的源头。
纳粹是德文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简称。希特勒把纳粹定性为一个社会主义工人政党,视资产阶级权贵为其敌人。为了实现“宏伟”蓝图,希特勒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要求党员必须随时准备为党献出生命。他还以工人阶级的领袖自居,他也把五月一日定为劳动节,同时却废除独立工会。一个政党以社会主义自命,而且视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自己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这样的社会主义政党,当然姓左。
纳粹德国一世而亡,希特勒几乎是纳粹的同义词。希特勒的政治主张,就是纳粹的政治主张。1919年希特勒参加第一届党代会的演讲主题是:“如何才能毁灭资本主义?”1920年他主导撰写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党纲确定: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废除市场。1927年,希特勒扬言:我们是社会主义者,我们是今天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敌人。我们要不惜一切坚决摧毁这个制度。
对每个人的生命权、自由权与财产权的态度,是区分左与右的根本尺度。希特勒与纳粹毫不尊重财产权,不承认人及其生命的尊严与价值,任意剥夺民众的自由权,剥夺了犹太人的财富,掠夺被占领国的财富。希特勒曾扬言:我们何必劳神去把银行与工厂国有化?我们直接把每个人都国有化。希特勒的确成功地把每个人都捆绑在德国的战争机器上。希特勒更不尊重生命权,他和纳粹在战场上和毒气室里夺去了以千万计人的生命。希特勒把整个德国和被占领国变成军营,每个人都生活在刺刀之下、恐怖之中。
著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冯·米瑟斯1944年在比较希特勒与极左政党的相似性时说道:从俄罗斯引入了一党制,建立秘密警察外围组织,镇压政治异己,设立集中营,用宣传来洗脑,用教育来灌输,在经济上实行高度计划,经济命脉完全由国家来主导。苏俄的几乎每个统治极权手法都被希特勒学去了。灭犹不过是阶级斗争与阶级专政理论的德国实践。希特勒与纳粹也有自己的贡献,后来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再现的“反对精神污染”实际上是希特勒的发明专利。希特勒与斯大林走的是同一条路,即哈耶克所说的通向奴役之路。纳粹党内的党员之间以“同志”互称,这也是从苏共学来的。除了左派政党,谁还以同志相称?丘吉尔保守党同僚,绝不会称丘吉尔为同志。在纳粹年代,所有拥护族群灭绝的人,都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没有一个纳粹分子认为自己是自由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
数年前的一本研究专著(《社会主义文献钩沉》)显示,希特勒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左派分子。根据该书,希特勒在私下场合多次承认,他从马克思那里学到很多,对此他不避讳。他认为,他与马克思的分歧,不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而是在策略层面上。他告诉他的同党,整个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完全建立马克思的思想之上。用暴力的手段从肉体消灭反动派,马恩《宣言》中的这个主题,在《我的奋斗》中得到了理论上的充分回响,在纳粹的灭犹行动中得到了践行。他们的共同信条是:“消灭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他们的目标是“誓把反动派一扫光”。如果这些害人虫反动派是犹太人,那就消灭犹太人。如果这些害人虫反动派是剥削阶级、地富反坏右,那就消灭这些剥削阶级,地富反坏右。

后来的左派故意把希特勒说成是右派,以脱开干系。希特勒与斯大林不是分属两极,而是同属一极,他们同大于异。希特勒是像右派保守党人的丘吉尔,还是更像极权左派的斯大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其实,极权主义不分左右。凡是极权,都是左翼。希特勒与纳粹不是右派,是左派,而且是极权左派!


2018年4月25日星期三

本就活在横店,还谈什么芯片?

本就活在横店,还谈什么芯片?


沉雁璧花3
04.24 1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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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就活在横店,还谈什么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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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就活在横店,还谈什么芯片?

文|沉雁



美国有好莱坞,它尽出大片,中国有义乌,义务下辖一个店叫横店,它是中国的好莱坞,不过,它尽出神片,譬如手撕鬼子、裤裆藏雷、胸膛堵几个小时枪眼都不会倒下,等等。根据克隆羊理论,干细胞是生物活体的最小单位。好莱坞和横店就是美中两国的干细胞,它们一放大就是美国和中国。简单说,美国人是一生活在好莱坞,而我们中国人是一生活在横店。

人生如戏,全凭演技。但这话是有问题的,论演技的话,美国人在中国人面前就掉渣了,但为什么美国人就能演出灿烂的文明,而中国人却只能演出灿烂的垃圾?这是演技不能解释的,而是由整台戏的三观决定的。譬如,当你看了《血战钢锯岭》后,你一定会震撼美国人的为信仰而战;当你看了《阿凡达》后,你一定会惊叹美国人的居安思危;当你看了《纸牌屋》后,你一定好奇美国人怎么老是把政府政要描绘成贼。

总之,所有好莱坞大片都告诉观众一个信息,美国并非人们说的那么强大那么美好,而是问题重重一塌糊涂,从而激发每一个国民参与到解决国家问题中去。美国人就会不自觉地认为,“我”对于国家非常重要,不由而生个人主义意识。

但横店出产的神片就恰好与好莱坞大片相反。譬如,当你看完《亮剑》后,你就会感悟,一个人要想成功,不但要耍不要脸,还要有一套鼓动他人心甘情愿做炮灰的卑劣。当你看完《战狼》后,全世界就祖国最牛,连最黑的黑社会头子都怕,所以,即便广场舞大妈也敢去成田机场唱义勇军进行曲。当你看完《厉害了,我的国》,哇,领导是多么重要,短短五年就大国崛起民族复兴了,各种神科技都远超美国了。

总之,横店出品的神片也是告诉国民一个信息,这个国家曾经是多么糟糕现在是多么美好,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有人坚强领导,从而让国民感受到,只需驯服就是幸福。国家对于“我”是至关重要,但“我”对于国家来说一点不重要,不由而生集体主义意识。

集体主义意识,就是集体比个人重要,集体是皮,个人是毛。但没有统一领导哪还有什么集体,因此,集体最重要的同义语,就是集体中的领导最重要,即便领导是个猪头,那也只有他才能代表集体最重要。进一步,你会发现一个秘密,凡是集体主义意识泛滥的地方,基本都是猪头、猪皮、猪毛一台戏,除了吃就是拉,不会有任何文明奇迹。这是为什么?

集体主义意识最需要领导,领导最需要步调一致,这就叫统一。如何才能统一呢?唯有集体成员人人都会的事情才可能统一啊,因此,领导一定要找最简单的事情给大家统一做,譬如走正步、叠被子、列方队、穿制服、拉横幅挂标语、拉直线倒花茶等。一旦复杂了就没法统一,不统一就是一盘散沙,这说明领导能力有问题,这样的领导会歇菜的。

在集体主义意识浓厚的地方,并不是说个人就不可以发挥才能创造奇迹,也是可以的,但是,无论谁创造的奇迹,都不能独吞创造收益,都必须功归集体,其实就是功归领导。你又会发现第二个秘密,在集体主义泛滥的地方,凡是成绩,都是以集体主义名义划归为领导,凡是问题,都是以集体主义名义消化给集体。逐渐地,即便是天才也逐渐丧失创造动力,大家就一起专门制造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越是统一领导的地方就会越来越落后的原因。虽然挨揍未必是因为落后,但落后一定是因为欠揍。

集体主义消灭个人光芒,所以,就不在乎什么专利的个人权益保护。集体主义中的领导和混世魔王最不喜欢听的一个名词,就叫知识产权,这个东西是保护人权个性创造力的普世规则。保护了个人的知识产权很容易功高震主,推行的结果必然是内行管理内行,你让日理万机的书记咋指导工作?因此,还是集体主义好,他的是他的,你的也是他的。这就是为什么屠呦呦在国内没人替她申报诺奖的原因。

但凡集体主义泛滥之地,都没人想干事了,更没人想搞吃力不讨好的创新创造了,唯有当官才是大满贯。但是,一旦当了官又希望下属出成绩,不然自己的政绩档案不好填写。这就给有上进心的下属出了一个难题,本不想干事但又不能没有成绩讨得领导欢心,咋办?如果平心静气搞创新,经年累月下来黄花菜都凉了,回头一看,原先一起混的同事都节节高升看不见背影了,自己还在实验室做实验。去,创个毛的新啊,干脆买一张摩托罗纳的芯片磨掉标签就行了,这就是汉芯一号的出炉。

集体主义环境不止上海交大才产汉芯一号,几乎无处不是汉芯一号,名称不一样而已,建筑业叫豆腐渣,制造业叫地沟油,医疗业叫鸿茅毒酒,航空业叫太行发动机,不妨自己数数,遍地都是汉芯一号。其实这都不算啥,如果仔细查一查领导的学历和履历,那才是汉芯一号的重灾区,越是大领导越是汉芯一号的祖师爷。集体主义的神秘之处就在这里,相互汉芯一号,相互心照不宣,相互吹笛子抬轿,只要不是内讧白热化,只要没有被外星人捅破天,只要不是被集体(领导)抛弃的人,基本上都能以“自主创新”而善始善终。

中兴科技的十万员工尤其六万研发人员,基本上都知道中兴在干什么事,但为什么中兴能这样安然无恙红红火火二十多年?如果不是外星人特朗普上来挥斥方遒,中兴依然是名牌学子向往的世界五百强,它作为“自主创新”的龙头通讯地位会屹立不倒,它依然是《厉害了我的国》的光鲜脚本,有几人知道它是庞然大物的汉芯一号? 可想而知,横店国这台高科技大戏演得多么以假乱真,从导演到主演,从配角到龙套,从编剧到群众演员都很给力,当然,最大贡献是制片人领导得坚强有力。

好莱坞负责把阴暗无限放大把光鲜无限缩小,就像白衬衣上一粒黑斑也难掩藏,白衬衣就会白得没有一丝瑕疵;横店国负责把光鲜无限放大把阴暗无限缩小,就像给一头瘟猪穿上西装、套上皮鞋、系上领带、戴上礼帽、涂上日本口红、喷上法国香水,出圈看起来也光艳四射。全世界都知道它已经病入膏肓,但毕竟大家都是演员,一如既往看破不说破,等到瘟疫传遍全球,方知想起杀猪刀,但却不知道该从哪里下刀了。特朗普的与众不同就在于他是一个懂得如何精准下刀的屠夫,他瞟一眼就知道这头瘟猪的七寸在哪里,一刀扎进自鸣得意的高科技企业,事前还哼哼不停的厉害瘟猪就歇菜了。

活在横店时间一久,人人都会入戏很深,以至于戏里戏外都分不清。明明自己演的是烂片,却硬要包装成芯片,明明手撕鬼子是自欺欺人,却真以为鬼子都是入口即化的手撕鸡。带着装满烂片剧本的电脑闯海关,就是入戏太深来不及卸妆的典型表现,但美国鬼子可不是横店鬼子。所以,这次就再也不是瘟猪撕鬼子了,而是瘟猪被鬼子撕成了烂泥。

2018年1月9日星期二

公有制,最终将演变成丛林法则

公有制,最终将演变成丛林法则


2016-12-21 11:05阅读:1,723
锦瑟瑶琴JSYQ 2016-12-17 03:31:31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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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恶的美帝可以让公有制国家和平演变成为私有制,苏联无论如何也不能让私有制国家和平演变成为公有制。苏联依靠输出暴力革命,才有可能把其他国家从私有制变成公有制。 也就是说,公有制可以和平演变成为私有制,而私有制转变成为公有制只能依靠暴力。所以说,公有制离不开暴力。
公有制在世界几十个国家实践了几十年,没有一个公有制不是依靠暴力建立起来的,也没有一个公有制不是依靠暴力维持的。
一旦公有制的暴力失去了威力,公有制立马就瓦解自动变成了私有制,而人类历史几千年还从来没见过一个私有制自动变成为公有制。
建立公有制,只能依靠暴力。
谁也不会心甘情愿地看着自己辛辛苦苦赚积下来的家产被瓜分了,所以建立公有制只能依靠发动暴力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杀地主分财产,那是建立公有制的必经之路。世界上任何一个公有制国家都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先来杀有钱人分财产,用有钱人的财产诱惑穷人起来革命,等革命成功之后,再回过头来收拾穷人。杀有钱人分财产要依靠暴力,收拾穷人也一样要依靠暴力。
地球上凡是正常的人,没有人不渴望有自由,有财富,有思想,这是人类天生的欲求,是人的一种本性。公有制悖逆于人性,剥夺民众天生的欲求,这种制度必然遭到民众的抵触与反抗,故而只能依靠暴力持续地镇压。
在公有制下,所有的行业都被垄断了,一切统一安排,叫你干啥你就干啥,民众几乎没有了选择职业的自由。尤其是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不仅失去了土地,而且失去了人身自由,被户籍制划地为牢,被捆绑在集体的土地里终生为农,而且世世代代为农,没有他们的恩准,农民永远别想从事其他职业了。在集体的土地里劳作,一天赚几毛钱,还要等到年终分红才兑现,公有制实质上是把农民变成了农奴。
在私有制下,各行各业都是私人的,民众选择什么职业谋生,那是民众的自由,从而缓解了社会冲突。公有制垄断了民众的谋生之路,民众谋生的自由被剥夺了,从而加剧了社会冲突。
在私有制下,民众的信仰是很自由的,可以拜天地,可以拜鬼神,可以拜祖先。在公有制下,民众的信仰自由被剥夺了,民众只能拜伟人,而且必须拜伟人。
实质上就是要把民众变成无思想的工具。这就注定了公有制必然要愚民,愚民离不开两种手段:一是谎言,二是暴力。用谎言夜以继日地洗脑灌脑,用暴力消灭有思想的人。
因为,从公有制的本质来看,任何人都有可能变为公有制潜在的敌人。
你妄想发家致富,你就是有资产阶级反动没落的思想,就是公有制潜在的敌人。多养几只母鸡,也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因为鸡生蛋,蛋生鸡,就有可能发展成一个庞大的养鸡业,变成资本家,当年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理论依据就是这样推论出来的。所以说,多养几只母鸡也变成了公有制潜在的敌人。
公有制悖逆于人性,随着公有制的深入,越来越贫困,也就越来越多的人变成了公有制的敌人。邪恶的人变成了公有制的敌人,善良的人也变成了公有制的敌人,先变成潜在的敌人,继而变成显现的敌人。
敌人越来越多,也就越来越依赖于暴力,越来越离不开暴力。
传统的封建专制也离不开暴力,就算是现代的民主社会,也一样无法完全放弃暴力,法律的最后手段就是暴力。从这一点意义来说,任何制度都离不开暴力。然而,私有制与公有制本质上的不同,决定了两种制度的法律使用暴力的机制不同。我们无需深入到法律的哲理深度来看这个问题,就从两种制度构建起来的两种社会的现实,也不难看出两者的不同。
私有制法律就是武器,反之,武器就是法律。
私有制的法律保护私有财产,侵夺别人的财产就是犯罪,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毫无疑问,私有制的法律暴力是有来镇压强盗土匪的。
公有制恰恰相反,公有制要消灭私有制,打土豪分田地。显然,公有制起初的法律是用来保护侵夺别人财产的人,法律是用来镇压守护自己财产的人,谁守住自己的财产不放,谁就有罪,就要遭到镇压。
当然,公有制稳定之后,法律也会打击偷盗抢劫,那是法律的另一面。
私有制顺应了人性,让民众享有生活的自由,谋生的自由,追求财富的自由,追求信仰的自由,这些自由都是人类天生的欲求。所以说,私有制与民众的欲求冲突相对较少,民众可以在不侵犯别人利益的前提下去追求实现个人的欲求。私有制鼓励个人去合法的拥有无尽的财富,你想开公司,你就去开公司,你想去办报纸,你就去报纸,法律保护你。社会冲突少了,法律使用的广度与力度也小了。
公有制下民众失去了生活的自主权,失去了谋生的权利,这些欲求与公有制产生激烈的冲突。公有制建立初期,可以杜撰一个美妙无比的天堂幻象来蒙骗大众,幻象一旦破灭了,这种冲突必然随着民众的觉醒而日趋剧烈, 所以公有制只能依靠镇压了。
公有制下形成的文化,宣扬暴力,美化暴力,歌颂暴力,把暴力美化成为拯救人类的伟大事业,他们公然宣扬暴力,把暴力推向登峰造极, 把暴力正义化而形成了暴力文化.
正是这种暴力文化荼毒了人心,人心变残暴残忍了,加剧了社会冲突,只能依靠更强硬的暴力镇压,冲突也因此更加剧烈,冲突与暴力镇压陷入恶性循环,最终被丛林法则取代。

2017年12月22日星期五

戊戌六君子头颅落地的时候,围观群众一片叫好

戊戌六君子头颅落地的时候,围观群众一片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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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群不会独立思考的人,他们自以为是爱国者,实际上却是一群疯狂的bao徒,被利欲熏心者洗脑而利用的人枪肉弹。他们不懂得契约精神,不懂得求同存异。他们只会把一己之好恶强加给别人。

01

1898年9月28日,“戊戌六君子”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他们是谭嗣同、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

六人中,牺牲最为悲壮的当属谭嗣同。他毅然放弃了逃生的机会,慷慨赴死,并且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豪言壮语(一说是“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虽然现在谭嗣同等人是公认的民族英雄,但在当时清朝民众的眼里却是“清奸”、卖国贼。在押赴刑场的路上,他们饱受凌辱,愤怒的群众向他们投掷烂菜叶、臭鸡蛋……



谭嗣同的死是悲壮的,也是不朽的。在一大批像谭嗣同一样的仁人志士的前赴后继下,中国结束了几千年的帝制,迎来了共和的曙光,人民“翻身做主人”。然而,可悲的是,中华历史五千年,却从不缺乏那些扔菜叶的群众,至今依然没有改变。明朝时他们吃过袁崇焕的肉、清朝时他们饮过革命党的血、民国时他们整死过抗日名将……后来,他们不惜与自己的父母亲人划清界限,像疯狗一样狂咬无辜者以证明自己的政治正确与忠君爱国 。而如今,在打砸抢烧日系车(车主)的群众中,在污蔑正义人士的行列中依然可以看见他们的身影。

这是一群不会独立思考的人,他们自以为是爱国者,实际上却是一群疯狂的bao徒,被利欲熏心者洗脑而利用的人枪肉弹。他们不懂得契约精神,不懂得求同存异。他们只会把一己之好恶强加给别人。更有甚者,他们为了苟且之生存而趋炎附势、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沦为邪恶的打手。他们自诩为社会的正能量,实际却是社会的痼疾。他们助纣为虐为虎作伥,不但心安理得地接受着自己的堕落,还讥笑嘲讽着正义和为之奋斗的战士。于是,世故讥讽着淳朴,庸俗践踏着高尚,虚伪欺凌着真诚,我们不得不承认,邪恶在高歌猛进,而良心在节节败退。

曼德拉曾经说过:“如果天空是黑暗的,那就摸黑生存;如果发出声音是危险的,那就保持沉默;如果自觉无力发光的,那就蜷伏于墙角。不要习惯了黑暗就为黑暗辩护,不要为自己的苟且而得意,不要嘲讽那些比自己更勇敢热情的人们。我们可以卑微如尘土,不可扭曲如蛆虫”。

那些扔菜叶的人们,请你们睁大眼睛,让良心唤回你们的正义和勇气,醒来吧!莫做阻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


当谭嗣同等六位改革志士人头落地时,换来的却是围观者的一片叫好声


02

袁崇焕,是一位在明朝做出丰功伟绩、杰出的军事家,国难当头,挺身而出救国家于水火的民族英雄,如岳飞一样,当年被冠以莫须有罪名被陷害。

崇祯皇帝下令对袁崇焕用最残酷的刑罰:3543刀凌迟处死。处刑那天,剐下来的肉被围观者争抢着用嘴咬,有的花钱买他的肉,鲜血从齿颊之间流下,还唾骂不已。 袁崇焕,一个为大明王朝拼杀一生,令清军丧胆的明朝英雄,却落了如此下场...

其实,黑与白,都是皇上描出来的,如果没有独立思考,只有人云亦云,哪有什么公平、正义和真理?




03

张自忠,是二战中阵亡的同盟国方面最高级的将领。张自忠当初因为奉命与日本人商谈华北事宜,遭举国痛骂,指责其为汉奸。台儿庄战役开始,身负“汉奸”骂名的张自忠率部急行军180里抢渡沂河,以劣势装备强攻板垣师团,激战5昼夜将其击溃。战后面对记者团,张自忠一言不发,放声大哭。

两年后,准确的说是1940年5月16日,张自忠在南瓜店残酷激战中壮烈殉国。看更多加微信:dayanssh   据张自忠部下说,他本身中数弹,前胸后背被鲜血染红...牺牲后,蒋介石亲自为他抬棺,他的夫人为他绝食七日而亡!

其实,张自忠的牺牲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因为他一直都抱着必死的决心就是为了洗刷自己“汉奸”的罪名来证明清白。一个人被老百姓误解到这种地步,心中苦闷可想而知,似乎除了以死明鉴别无他法。一句话,被逼的。


04

谭嗣同,1898年9月28日,北京菜市口刑场人山人海,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囚车碌碌地在街板上碾过,白菜帮子烂菜叶横飞...…

当被带至菜市口侯斩,谭嗣同走下囚车时质问监斩官:“革新变法有何罪过?为什么不审而斩?”监斩官一声大喝,尔等乱臣贼子,还用辩解吗?死有余辜!然后用力投去杀头的令箭,刽子手们持刀急忙上前。当六位改革志士人头落地时,换来的却是围观者的一片叫好声。

鲁迅感叹:“先觉的人,历来总被阴险的小人,昏庸的群众迫压排挤倾陷放逐杀戮。中国人格外凶。

人性最大的弱点:不爱听真话!

人性最大的弱点:不爱听真话!

2017-12-23 善语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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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问你,你爱听真话吗?也许你会说,那不爱听真话,还爱听假话吗?话是这样说,也是这个理。可是当真有人说你的错处的时候,你的心又难免不舒服了。

自古以来就有良师诤友之说,可是有时候,当你对朋友直言不讳,或者朋友对你直言不讳时,我们往往会很生气,哪怕对方说的很对,你也未必能够认识到,即便是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也会生气朋友没有给足自己面子。

记得十多年前,自己在一家公司任职,那时候每次开会的时候,员工们都对老板极尽赞美,只有自己只说工作上的事,因为自己对于那些肉麻的赞美,实在说不出口。

慢慢的发现这家公司,真诚的人很难留下来。相反那些留下来的都是一些势力小人,后来自己也离开了那里。自己离开没多久,就传来了消息,那家公司的老板,被自己公司那个公认的小人,给暗算了。结局很悲惨,可是当初那些小人,不都是老板自己喜欢的吗?

有一个寓言故事说在很久很久以前,谎言和真实在河边洗澡。谎言先洗好,穿了真实的衣服离开,真实却不肯穿谎言的衣服。后来,在人们的眼里,只有穿着真实衣服的谎言,却很难接受赤裸裸的真实。

这样说来,人心真的很复杂。因为说真话往往会得罪人,所以说真话的朋友越来越少了,大家都是好好好是是是的。

只喜欢听好话的人,就等于喜欢谎言,自己说谎也逼着别人说谎。问别人:你爱我吗,想我吗?是愚蠢的人,说不爱,不想你不爱听,只有说谎骗你了。经常夸你,赞许你的人,不是你的朋友,是想讨你好处的人;冒着得罪你的危险告诉你缺点的人,才是你的真朋友,因人性的弱点,抵触说自己的缺点,已经没有真朋友了。能和时常说你不好,指出自己缺点的人做朋友才是智者。



不爱听真话的人,他的朋友必然都是说谎的人。说好就高兴,听见真话就反感的人,注定活在欺骗与被欺骗中。说真话他说你伤害他了,仇恨你;说谎言的人却是他的知心朋友,人生最大的失败莫过于此。

只有勇于接受批评,责备,正视自己弱点的人,才能修正自己的缺点;才能正确的认识自己,心不被别人说好与不好左右,走出别人的眼神,收获了心灵的自由,才是智慧的人生。

我的认罪书

我的认罪书


勇平-沈
12.22 1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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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长期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当作劣根性。我还经常拿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做比较,把资本主义的劣根性当作优越性,混淆视听,颠倒黑白,让很多人误认为中国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只要看过《新闻联播》和《环球时报》的人都知道,我完全是胡说八道。

       我也曾是一名共产党员,由于长期不参加组织活动,脱离了党的教育,逐渐丧失了理想信念,并逐步开始接受西方宪政民主思想。随后,我因大肆宣扬宪政民主思想,受到了惩罚,开除了党籍。但我没有接受教训,屡教不改,仍然在网络上传播宪政民主思想,传播负能量,污染了网络环境,误导了网民,在宪政民主这条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受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影响,我养成了包二奶的不良嗜好。由于缺乏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我很难抵御美色的诱惑。因为经受不住美色的诱惑,我出卖了大量的情报,向境外反华势力泄露了三公消费、维稳支出等国家机密。他们明明知道我喜欢黄皮肤黑眼睛的姑娘,有时却派金发碧眼的美女来引诱我,这是对我的极大不尊重,为此我也提出过严正抗议。

        我崇洋媚外,对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羡慕不已,并且认为,只有实现了宪政民主,才能过上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人民群众的觉悟还是很高的,有不少人就跟我说:“你们这帮公知宣扬宪政民主,无非就是想让中国人民也过上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中国人民不会上你们的当,只有那帮贪官才会上当受骗,把子女和财产都转移到了资本主义国家,想让中国人民过上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中国人民坚决不答应。”

        还有人民群众对我说:“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主人,官员是公仆,仆人哪敢欺负主人?所以我们根本不需要什么宪政民主来保障人权,只有在资本主义国家才需要用宪政民主去保障人权。中国人权比美国好五倍,美国也谈不上有什么人权,有的话也是猪权,吃饱了喝足了就很知足,也不知道去追求美利坚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有关人员的帮助下,我才意识到我的认识都是错误的,我很不负责任地散发了大量的错误言论,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让不少人也误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优越,对此,我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有关人员的帮助下,我才意识到原来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优越,在社会主义国家宣扬宪政民主是犯法的。

        我希望能给我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改过自新后,我一定大力宣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极力贬低资本主义制度和宪政民主制度。我也反思过,为什么朝鲜人比中国人过得还幸福?原因就是朝鲜的社会主义比中国的更纯粹,中国的社会主义有点变质了,有背离社会主义的危险。我出去后,一定要把纯正的社会主义发扬光大,不允许有杂质的社会主义出现,更不允许有资本主义的苗头出现。

此文仅240字,却把道理讲得如此透彻!

此文仅240字,却把道理讲得如此透彻!

2017-12-21 草野枫




1、什么是法治?
17世纪英国思想家洛克说:权力不可私有,财产不可公有。否则,人类将进入灾难之门。
个人可以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禁止他去做;政府不能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许可它去做。
法治,是给公民以最充分的自由,给政府以尽可能小的权力。
法 治社会的真谛在于:公民的权利必须保护,政 府的权力必须限制,与此背离的都不是法 治社会。

2、民 主与专 制的区别
民 主,就是民众把官员分成两拨,让他们为讨好民众而互相争斗,最后人民受益。
专 制,就是官员把民众分成两拨,也让他们互相争斗,最后官员得利。

尊严,离所有中国人还很远(四) 土地对农民就像吊在驴眼前的胡萝卜

尊严,离所有中国人还很远(四) 土地对农民就像吊在驴眼前的胡萝卜

原创 2017-12-22 傅志彬 傅志彬

原来北方用石磨磨面一般是用驴来拉。为了驴老实工作,人们会在驴的头上绑根棍,上面吊根胡萝卜,驴想吃胡萝卜,就往前走,但永远吃不到,可驴子以为下一步就能吃到,就不停的往前走,这面就磨成了。驴子也落下个蠢驴的称号。
人活着就要有个地方睡觉,先是找个洞穴。人多了,洞穴不够了,就找个空地,用兽皮,茅草,树枝搭起窝棚,同样起到遮风避雨,躲避野兽侵害的作用。再往后,材料越用越好,从土坯,到砖瓦,再到钢筋混凝土,从半米高的窝棚到现在超百米的摩天大厦,材料,形式不同,功能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是这世界人口越来越多,需要的房子也越来越多,占用的土地也越来越多,有了一个成就无数富翁的大买卖,房地产!
住有了,还要吃。以前人们都是靠打猎为生。这玩意有些不靠谱。打着了,得尽可能的吃饱,不然要坏掉。打不着,就饿着。这一日三餐的习惯,完全是后来农耕文化占上风以后形成的。人类的真正发展也是拜农耕文化之福。有规律的收成,可以保证人口的生存和增长,农业效率的提高,使人们有多余的粮食可以养一帮人,不用胼手胝足在野外劳作而是盯着天空冥思苦想。想过了就疯了,没疯而体弱的就成了文化名人,没疯而又身体强壮的就成了部落首领,以后叫国王,皇帝,现在叫总统,叫总素鸡,当然,当了总统,总素鸡什么的和体力已没关系了,因为那些个体弱的文化人已经发明了省力的武器,枪,用食指勾一勾就可以了,一枪在手,没人不敢不听话。
可见,土地对人的生存是何等的重要。所以,住要土地,吃也要土地。翻翻世界史,中国史,大的动乱基本都是围绕着疆土展开的。因为这是人的生存保障。
中国历史上政治人物,不管最后成功没成功,都是以土地为号召的。秦国最后吞并六强,靠的是无敌的秦军。秦国军人之所以那么玩命打仗,就是因为他们拎一个敌人的脑袋回来,秦王就会奖励给他们若干土地。有了土地,就有吃的,住的,就能娶老婆,就有后代,焉能不拼命。其实这秦王的算盘也贼精,只要打败了六国,土地有的是,拿过来就是,用别人的东西来奖励自己的士兵杀人,以后的领袖们都学会了这招。从陈胜吴广到朱元璋,到太平天国,获得土地始终是各路英豪号召民众,奖励民众的最强有力武器。
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也是拿土地说事,核心就是“耕者有其田”。最近有文说,那《天朝田亩制度》压根就是一宣传口号,实际上就根本没有实行过。我想,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原因很多,这会不会是其中之一呢?你连胡萝卜都不吊出来,这驴再傻也不动啊,何况还是人。以后的政治人物比那些个天王,东南北西王们就聪明了许多,要用到人家农民,个把胡萝卜还是要拿出来的,反正又不是自己口袋里的东西。
原来读小学时,一直闹不懂,为什么抗战前国共打仗叫第一次土地革命,抗战后国共打仗叫第二次土地革命,大了后才慢慢厘清,第一次土地革命指的是从1927年到1937年,hong军和国民党军作战,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当时理解是把坏地主干掉,财富,土地分给老百姓。后来才知道,土地,房子,农具是分给老百姓了,绝大部分细软可是充了军饷,要不然hong军出没的地方都是很穷的地方,靠赋税如何养活数万大军。谁是土豪,谁是劣绅,肯定不能开个评议会民#主选举,一切hong军说了算。人杀了,不动产分了,动产充军饷,梁子就结下了。Hong军远走西北,侥幸没死的“土豪劣绅”回来肯定要报复。这仇恨的种子算是播下了。我们从小就知道的“还乡团”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第二次土地革命当然是从抗日结束到1949年,这期间没怎么听到“打土豪”,因为GCD的地盘大到足以靠赋税支撑军队和政府的运行了。这一次的土地是结结实实分到农民手里了,当然这里面也有很惨烈的斗争场面,因为政权没有反复,“还乡团”的故事听得就不是很多了。
GCD得到全国政权有很多原因,而分土地肯定是一个加分。因为至少在宣传上就占了很大的主动权。
1949年以后,农村土地按人头分给了个人,属于个人。城市中私产私房权得到承认,民族资本家的土地权和财产权也得到承认,与GMD有关人士的财产和土地被没收成为国有资产。注意,这时并没有使用权和所有权的区分,房子所有权也是包括房子下的地的。
不过好景不长,从1953年起政府鼓励合作化,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到1956年底,在短短的3年内,96.3%的农民就加入了合作社,1958年在高级社的基础上出现公社,到1958年10月底,已有99.1%的农民加入。而粮食的统购统销也是始于1953年。
而在1956年,全部的私有企业也改为公私合营。当然这是好的说法,其实就是国家要拿你的企业,你给,就留点面子,不给,在所有物资都由政府控制的情况下,你还开什么。更有甚者,当私营企业因经营成本太高,无法经营时,还不能关门,还得给工人发工资,哪个私企老板不乖乖缴枪。这一下,全国企业全部归了政府,全部农村的土地归了公社。而公社的领导全是政府指派的干部,企业领导也同样,简而言之都归了国家。只有一些城市的私产房还在个人手中。
据说当时农民都是自愿加入合作社的。不过,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很多东西都要加个“被”,这里也很适用。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当时农民如何“被自愿”入社,以及不允许退社的情况,可以翻阅很多当事人的回忆录,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我们可以用常识去判断,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悠久的自耕农文化的国度里,在三年内让几乎所有的农民交出自己的土地,听着队长的哨音去干活,没有强迫能办到?
农民不仅交出了土地,而且还要交出饭勺。从1958年夏秋之间,在全国农村办公共食堂,农民个人不允许自己做饭,饭锅也要上交,村干#部们如果看到哪家烟囱冒烟,就会冲进去惩罚农民。
也就是说,农民要统一吃饭,统一出工,甚至在没粮吃的时候挖来的野菜也要交到公共食堂。如果农民不听话,干部就不让农民吃饭,权力有史以来第一次彻底的控制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从思想到胃。中间有个小故事可以看出事情发展到如何极端。在云南,1960年春新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下乡调查,看到一老太太要翻两座山,走15里路去食堂吃饭,很是同情,旁人相告,老太太还不算远的,最远的要走30里路,每天就忙着吃两顿饭。
最让我吃惊的事,拆迁这事其实在上世纪50年代末就大量发生,而并不是90年代末以后才有的。只不过90年代末拆迁是为了盖房子赚钱,50年末拆迁却是为了早日进入GC主义,要求农民统一住宿,统一吃饭,拆去农民的老房子,木料做为公共食堂和大练钢铁的燃料,老的墙土成为肥料。
大跃进以3600万人的死亡为代价结束。农民虽然还是在公社的体制内,但实际上能负责一定面积的土地的生产,除了上缴公粮和一定数额的订购粮以外,其余都归农民,统称为“三自一包”
但好景不长,当1964、1965年缓过劲以后,文革又从1966年的夏天开始。在文革中,最著名的是这句话:“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农民又要排着队上工,家里的自留地也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要割掉。文革结束后,这种集体土地及用工制度并无改变。安徽小岗村的农民因为实在活不下去,偷偷实行承包到户,后得到上面的承认,从此引发改革开放,改变了整个中国社会的进程。
但改革开放并没有改变土地的性质。农村的土地仍然是集体的,城市的私房已在文革中被全体没收,但文革结束,原来的房东侥幸得回私房时,房下的土地所有权已不是自己的了。按照新的宪法,土地全部属于国家,个人和集体只有使用权。城里的人活着住房子得交土地租金,而且一交70年,死了要个墓地也得交租金,民政部还挺照顾,一次只要交20年。农民还好,住在自己建的房子里不用交土地租金,但如果政府要用钱,就会让农民成为城市居民,农民手中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就消失了,农民可以每月领到微薄的社会保障金,到手的赔偿金和政#府天价的土地使用权拍卖金相比可以说微不足道。
有时我想,如果我没有文化,身体有病,找不到工作,靠着区区几百块钱的城市居民最低保障我能干吗?买完米以后恐怕就要到菜市场去捡菜叶度日了。前提是我还要有房子。
说实在的,我一直没有想明白。如果土地属于某个私人,我要在这块土地上盖房子,种田,当然要给人家费用。但按照宪法,土地是全民所用,就是说,只要是中国人,就应该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免费居住,生活的权利,也就是说,如果房屋开发商在土地上盖了房子,我只要付清建筑成本,开发商的利润和一定的管理费(以税的形式表现出来)就行了,因为这土地是我的。现在这高昂的土地租金居然要土地的主人来付,而且这钱交出之后的用途主人也不允许知道,实在有悖常理。

2017年12月21日星期四

哈耶克论理性主义

哈耶克论理性主义

2017-12-21 冯克利 译 保守主义评论

按:本文摘录自《哈耶克文选》(冯克利译)第762-783页。

……………………

存在着这样一种理性主义,由于它不承认个人理性的能力有限,反而使人类理性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p.765

对于中世纪的思想家来说,理性主要是一种认识真理、特别是道德真理的能力,而不是根据明确的前提进行演绎推理的能力。他们十分清楚,文明中的许多制度,并不是理性的发明,而是同所有的发明相反,是他们称为“自然”之物的产物,即自然而然出现的事情。p.766

更早的自然法学说认为,文明中的许多制度不是人类特意设计的产物。针对这一学说,培根、霍布斯,尤其是笛卡尔等人的新理性主义认为,一切有用的人类制度都是,而且应当是自觉的理性特意设计的产物。p.766

这种幼稚的理性主义最恰当的称呼应是理性建构主义。自那时以来,姑不论这种观念在技术领域取得了多么伟大的成就,却给社会领域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灾害。……它习惯于假定,人类的一切制度都有一个发明者,不管这制度是语言或文法,法律或道德。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对历史演化的力量视而不见,这绝非偶然。它宣布,适用于历史的观念,也是适用于未来的纲领:对自己的行为了如指掌的人类,应当运用理性所赋予的设计能力,按步就班地创造一种文明。这种意义上的理性主义假定,使人类获益的一切制度,过去是因为清楚地知道它们的好处而被设立,今后也应当如此。只有当我们能够证明它们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具体效果,优于其它制度产生的效果时,才可以对它们表示赞同和尊重;我们天生就有能力这样来建立我们的各种制度;我们认为这些制度可能的结果优于其它结果,而且会全部实现;既然自觉地思考一切因素,会使结果比自发过程产生的其它结果更为可取,因此我们的理性决不应再诉诸自发的或机械的方案。p.766-767

大卫·休谟(针对当时的建构理性主义)论证了“道德原则并非我们的理性产物”……这并不是说,理性在解决价值冲突上毫无用处……可是……理性的作用是有限的。理性只能帮助我们认清我们面对哪些选择,哪些价值之间存在着冲突,或它们中间的哪一个是真正的终极价值,以及像经常出现的情况那样,哪些价值仅仅是中介性价值,其重要性取决于它们是否服务于其它价值。不过,理性一旦完成了这项任务,便再也帮不上我们的忙了。p.770

休谟所关心的,不是从特定行为中可以看到的任何好处,他只关心普遍采用某些抽象原则带来的好处,至于遵守普遍原则而产生的眼前结果,并不一定都是可取的。他的理由是,人类的智力远不足以理解纷繁的人类社会的一切细节,细致入微地安排这种秩序,是我们的理性不堪胜任的,这使我们不得不满足于抽象原则。进而言之,仅凭一个人的智力,也无法创立最适当的抽象原则,因为随着社会的成长而逐渐形成的原则,体现着众多尝试与失败的经验,实非某个人的头脑所能获得。p.772

承认理性力量有限的人,希望在复杂的人类事务中至少建立起一定程度的秩序,以此来发挥理性的作用,因为他们知道,要想掌握这些事务的全部细节是不可能的;而建构论的理性主义者看重抽象能力,仅仅是因为可以把它当做决定细节的工具。在前者看来,正如托克维尔所言,“普遍性观念并没有证明人类智力的强大,恰恰相反,倒是证明了它的不足。”而在建构论的理性主义者看来,它是使我们掌握无限力量以支配细节的工具。p.773

我们生活中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并非全知全能,我们每时每刻都要根据自己过去不了解的新事实来调整自己。因此,预先就做出周密的计划,使其中的每一个行动都配合得当,如此来安排我们的生活,乃是不可能的。p.775

人事无常,前途难测,这是我们生活中恒常的事实。因此我们对于自己的事情,不可能全都做到未雨绸缪。我们要想使自己的生活多少有些条理,唯一的办法就是采用一些抽象的准则,并在面对新情况时严加遵守。我们的行为形成前后一致的合理模式,并非因为它们是一个周密计划中的一部分,而是因为我们在不断做出决定时,用这些抽象规则限制着我们的选择范围。p.776

面对变化无常的环境,人们需要用抽象原则来协调自己的前后行为。对于处在具体环境中的形形色色的个人行为来说,就更需要有这种原则加以协调,因为每个人对这些环境总是知之不多,而且只有当它出现时,才能有所了解。p.777

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在于解释经济活动的整个秩序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这一秩序利用了大量知识,但它们并不是集中在任何一个人的头脑之中,而是作为分散的知识,存在于千千万万个不同的个人中间。不过这同以下正确的见解还相去甚远:在个人行为所遵守的抽象规则与整个抽象秩序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个人在对当前的具体情况做出反应时,受到这些抽象规则施于他的限制,才使这种秩序得以形成。p.778

建构论的理性主义者对人类理性的威力,历来都是引以为傲的,因此,要人们服从那些他们并不充分理解、对由此产生的秩序也无法具体预测的规则,自然会使这些人勃然大怒。无论哪个时代都有这样一批人,他们相信,只要人类充分利用自己的理性,就可完全主宰自己的命运,我们在安排人类事务上不能事事如愿以偿的见解,同他们是格格不入的。然而,使一切事物都臣服于理性的控制这种思想,似乎并不能使理性发挥最大的效用,倒不如说,因为误解了理性的力量而滥用理性,到头来只会毁掉许多自由思想的自由交流,而这种交流正是理性得以繁荣成长的基础。对于自觉的理性所起的作用,如果真正具有理性的眼光,就应当指出,它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认清理性控制的适当限度。正象伟大的孟德斯鸠在“理性时代”的巅峰期明确指出的那样,“所谓理性,不过是指限制的必要罢了”。p.779

理性恰如危险的炸药,使用得当可使人获益甚大,若是粗心大意,它也足以毁掉一个文明。p.781

“批判理性主义”,以同天真的理性主义或建构论的理性主义相区别……它是这样一种有关思想和社会的观点,它为传统和习俗在自身发展中发挥作用留有适当的余地。它使我们能够看到许多依靠粗劣的理性主义生活的人往往茫然无知的事情。它向我们展示,未经任何人发明而成长起来的各种制度,同那些娇揉造作的设计相比,常常可以为文化的发展提供更好的基础。p.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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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ΨΛJΩΝ·WIΣG
 遵从人类的习惯法才是根本,因为个人理性的能力有限,反而使人类理性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极端动保环保,素食,女权,同性平权皆是有限的个人理性妄图发挥无限的作用,不遵从人类习惯法的产物。
5小时前
 2
颜芥之
 计划经济就属于典型的理性主义者的狂妄和僭越。
3小时前
 2
HelloWorld
 人类的制度演化,解释它的有两条主线,一条是英国的休谟--哈耶克的习俗惯例演变而成的,另一条是法国的卢梭--罗尔斯的社会契约论。
8小时前
 1
南北老汉
 因为世事无常,我们需要抽象规则。这些抽象规则限制着我们的思想及行为。同样因为世事无常,对原有的抽象规则予以修正,甚至是打破,也成为需要。不能以理性为理由,阻止这样的修正和或打破。应该说,这样的修正或打破,正体现了真正的人类理性
5小时前
 1
飘
 理性本身其实深深依赖边界条件而不断变化的,一种标准化的机械运算而已。社会秩序和法则的演绎中,理性无法实现一意孤行的论断和设计,非不为,是不能。
7小时前

Alexander 陈
 人类理性的狂妄必将受到上帝的惩罚
3小时前

2017年12月20日星期三

陋兰:朝鲜很稳定,你愿意去那里生活吗?


陋兰:朝鲜很稳定,你愿意去那里生活吗?



原创 2017-12-17 孙盛起 陋兰的速朽文c
有一种说法很有市场:中东的乱局是欧美向那里输出民主造成的。

这句话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中东原本是稳定的;第二,民主是中东乱局的罪魁祸首。

有道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这个障目之“叶”,很多时候是有人故意设置的,目的就是让人们看不见、看不清,以便其牵着人们的鼻子走。

上面那句话设置了两片障目之叶,以下一一揭开,以正视听。

一、稳定。

千百年来,战乱和动荡一直在神州大地肆虐,就好像一个无尽的轮回,相隔不久就要重来一次。因此,不堪其苦的百姓,人心思稳、怕变,这在情理之中。

然而,稳定有两种:静态的稳定和动态的稳定。

动态的稳定,以美国为例。

美国天天有人抗议示威,每一项法案都会招来反对的声音,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新闻媒体,任何人都可以公开批评指责包括总统在内的官员……

乱吗?没有统一的思想,没有必须遵循的至高无上的权威,表面上,美国社会确实乱哄哄,但是其实质上的和谐却有目共睹。

发泄不满和监督政府,是宪法赋予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人们以各种方式自由行使这个权利。这个权利至关重要,因为只有像防贼一样地紧盯和敲打,政府和官员才能够朝乾夕惕,也才能够不断地纠错、补漏和完善制度。表面上的“乱象”,其实恰恰是自由民主的一种表现形式。这是一种动态的、最为牢固的稳定。

这种动态的稳定,使得美国政府不用担心被推翻、不用担心发生政变、不用担心被某某敌对势力所颠覆。一切都在法律的框架内运行。法律不仅为平民,也为政府提供了安全保障。正是在包括反对力量在内的合力的推动下,美国这艘大船才能够颠扑不破、长风破浪地前进,成为世界上最稳定的国家之一。

静态的稳定,以伊拉克为例。

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表面上看超级稳定,稳定得如同一潭没有波澜的死水一样——没有抗议示威,听不到反对的声音。人们对政府的所作所为,要么保持缄默,要么“热烈支持”,甚至萨达姆发动耗尽国力、死伤无数的8年两伊战争和悍然吞并科威特,国内都是万众欢呼而听不到一点儿“杂音”。

然而,这种貌似和谐的稳定的背后,隐藏着多少血淋淋的罪恶呢?作为逊尼派的萨达姆,为了政权稳定,对国内什叶派和库尔德人采取的是残酷镇压的政策。

有一天萨达姆的车队在路过一个村庄时遇到刺客,于是他下令将那个村子里的人不分男女老幼斩尽杀绝;对付不听话的库尔德人,他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动用化学武器进行镇压,一次毒杀了超过5000名库尔德人;萨达姆倒台后,在伊拉克境内发现了十几个白骨累累的万人坑,那些人都是被萨达姆秘密处决的什叶派人士……为了“江山”永固,萨达姆甚至对自己的亲人也决不手软:他的三个妻子被软禁,两个女婿被棒杀,一个小舅子被秘密枪决……

试问,这样的稳定,好吗?这样的稳定,能长久吗?这样靠铁和血得来的虚假的稳定,是百姓大众所期盼的吗?

毫无疑问,这种死水般的稳定之下其实暗流涌动、危机四伏。美军仅仅一个星期就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抵抗地零伤亡攻入巴格达,足以说明这样的稳定这样的政权是多么的不得人心。

综上,哪种稳定才是真正的稳定已经一目了然。那些罔顾事实、极力推崇萨达姆式稳定的人,要么是懵懂无知,要么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为了某种目的鼓噪而已。

二、民主。

如果说,民主是中东乱局的罪魁祸首,那么民主就肯定不是个好东西,而是个搞乱人间的洪水猛兽。

然而奇怪的是,即便是世界上公认的独裁者,比如萨达姆和金太阳,也极力标榜自己拥护并且拥有这个洪水猛兽。萨达姆号称自己是经过民主选举以得票率100%就任总统的。朝鲜甚至把“民主”二字贴在了脸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而且,纵观天下,凡是真正实行了民主制度的国家,经济平稳发展、人权得到保障,这一点有目共睹。

如此看来,民主又是个好东西。

那么,植入民主制度后,中东为何会出现乱局呢?

其实,中东的乱局,恰恰是长期处于独裁统治之下结出的恶果。那是独裁留下的后遗症,是独裁统治向民主制度过渡所引发的阵痛。

独裁统治下,压制民意、打击异己,人民被剥夺了表达自己真实意愿的权利,这就如同将高压锅的泄气阀捂紧,表面上宁静祥和,实则是在积累怨气怒气。

高压锅在等待爆发的那一天。

终于,民主来了,高压锅的泄气阀掀掉了,于是积怨积恨喷涌而出,各种诉求蜂拥而至。——这种时候,出现某种乱象是难免的,那是独裁给人们留下的必须偿还的债务。

别怕,民主制度会梳理好一切。如今伊拉克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稳步发展就是明证。

将中东出现的乱局栽赃给民主,如上所言,不是由于无知,就是一些人为了某种目的而混淆视听。

人类是在不断地摸索中进步的。毫无疑问,民主肯定不会是最好的制度,但却是人类迄今为止所构建的最好的制度。

如今,全世界最“稳定”的国家当属朝鲜,在那里,一切都整齐划一、一切都步调一致。那么,出一个选题:如果让你在伊拉克和朝鲜这两个国家当中选择一个去生活,你会去哪里呢?答案应该不言而喻。当然,每个人的意识、认知不同,如果谁硬要去朝鲜这样最“稳定”的国家,别人也只能说请便,没人拦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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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有些就是不能对老百姓讲

党史,有些就是不能对老百姓讲


2015-09-13 20:12 至少生两娃
阅读 51万+
《党史 --- 有些就是不能对老百姓讲》 作者 :  李小申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学习习近平讲话座谈会纪要
参加人:罗,王,李,冯,任,郭,韩,王,胡,谢,程,陈,柳,曹等教授,博导14人。

主持人:我校校长,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志 月 日在我校的讲话极为重要,为我们今后的党史教学与研究,宣传与出版工作指明了方向,制定了原则,指出了道路。今后,我们一定要明确方向,遵守原则,走上正路。大家知道,今年来,我们在如何对待中共党史问题上出现了一些混乱,主要问题是是否要把我党历史上的一些有争议的事情搞清楚,有争议的问题怎样评价,教学中讲不讲,对社会上是否透露,是否出版,是否允许我们的教员接触机密档案材料,是否允许采访当事人,能否作为科研课题,算不算科研成果,是不是与个人职称待遇挂钩等等。我看习校长的讲话把这些问题基本上都解决了。我们的一切工作就是要坚定不移地维护党的利益,维护党的领导地位,要做到这两点,我们要做到凡是有损我党光辉形象的事坚决不想,坚决不说,坚决不写,坚决不做。下面请同志们发言。

罗:我是坚决拥护习近平同志的讲话精神的,特别是在我们党校,不是一般的党校,是中央党校。我们的学员不是一般的学员,都是我党的中坚骨干分子。我们的任务就是让这些学员更中坚,更骨干,让他们相信我们党从成立那天开始就是三个代表,近八十年来大方向一贯正确,这一点绝不能含糊。如果有学员问到历史上的某些问题,特别是一些负面东西,我们怎样回答?我想,就讲是某些人的失误,是一时一事,我们党也有个学习过程。还要强调个别的机会主义分子,野心家也会干扰我党的大方向,但我们战胜了他们,更说明我党的伟大光荣正确。

王:我们党史中的一些史料就是不能对老百姓公开。为什么?不是说群众有知情权吗?对,那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党也有保密权。哪个国家,哪个党都有不能公开的秘密,而且不许探听。个人有隐私权,党也有隐私权,不能侵权。我们党的一些隐私如果让老百姓知道了,肯定会造成思想上的混乱,会怀疑我们党执政的合法性,那就乱了。一乱,社会怎能和谐,经济怎能发展,老百姓生活怎能提高?最明显的例子就是8 9年那场风波,我们就是不能再讲了,因为说不清,非要讲就是揭伤疤,更疼,还要流血。我们不讲,你们看,这二十年发展得多好。父母不讲,学校不讲,青年人不知道,这对大家都好。还有,59,60,61年三年困难时期,你要是正式告诉老百姓我党执政时期,三年里饿死三千八百万人,成千上万的村庄成了无人村,哪还了得了!比日本人杀中国人还多,还省事,还省时,还省钱,还不用牺牲自己人。老百姓听了这些非反了不行。所以我们讲党史要有底线,越过底线就犯规,就要受惩罚。习近平同志的意思也是这个。

任: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非得要将历史上的事情搞得清清楚楚,加上自己的结论,还非得要出版,要讲课。我们说要向前看,不要再纠缠在历史旧账上了。不说,对大家都有好处。中国人聪明,表现之一就是认识到一个真理“难得糊涂”。在座的各位领导,博导,教授,我们是党校党史教学科研人员,我们的利益与党的利益紧密相连,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们都有了精神方面的财富,有高级职称,有社会地位。我们的物质财富也比二十年前大幅提高,住房,汽车,家电,假期,医疗保障,有存款,丰衣足食,离退休保障,不少人给孩子,甚至孙子的房子都准备好了,你死了单位还出钱开追悼会。我也出过国,到过发达国家,我们在座的诸位的物质生活不比人家差。这些都是因为有了我们的党,我们又与党紧密相连,这就叫鱼水情。不就是不让你说点历史上的事吗,权衡一下利弊,还是不说为佳。周总理曾经说过,党内的事,有些到死都不能说。你要是非讲党史上的负面事情,那才叫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且把群众的思想搞乱了。一乱,什么都完了,像文革那样。所以我们不能随便讲,这也是符合广大群众的利益。本来群众也没非要知道一些事,一些党史实情,咱们也不要故作多情非讲不可。

郭:我就仅举一个例子,抗日战争。我们几十年来,几代人都知道,都相信我党1934年进行了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目的就是北上抗日。到达陕北后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领导全国人民抗战八年,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我们也一直谴责国民党政府,像京剧沙家浜里说的“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求荣,不抵抗,假抗日,真反共,委曲求全,为虎作伥”。这些已经深入人心,全国人民也都相信这个宣传。可是现在有的党史教研人员不知通过谁的关系看到了我党1 9 3 7年陕北洛川会议决定,当时我党制定了抗战时期的战略方针,即不与日军做大规模正面冲突,保存实力,积蓄力量,扩充队伍,让国民党去和日本人打,两败俱伤,待日本人撤离后,共产党可趁机夺取全国政权。毛主席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接见来华访问的日本首相时清楚地说明了两点,第一,没有日本侵华,中共肯定会被国民党消灭了,你们一来,国民党只好先放过我们,去打日本人,我们趁机坐大并夺取了政权。第二,我们要感谢日本侵华,没有日本侵华就没有中共的今天,所以我们的感谢是真诚的。大家说说,这两件事能随便就公开承认,让老百姓知道吗?否则老百姓就会说你共产党真会耍阴谋,骗了全国人民几十年,几代人,你中共还有很多事瞒着我们吧?所以,不该讲的一定不能讲,不该承认的一定不能承认。

韩:有人说从1949年到1979年这三十年党史非常不好讲。我承认这个。因为要宣传我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可是这段时期可大肆宣传的好事不多。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校长的讲话精神,这事也不难做到。我们不是干部,没有党政大权,你有了权,别人不信也得信,不服也得服。我们是教员,是导师,要以理服人,首先要自信。我们经历过那么多的大起大落,没被淘汰,随风就势,与时俱进,能做到今天的教授,博导,说明我们有能力适应新环境,完成新任务,能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和讲义。我们的另一个优势是学员都是受党教育多年的干部中的精华,他们懂纪律,懂得与中央保持一致,而且是思想上的一致。他们不会往歪门邪道上想,我们讲什么他们就听什么,不会给我们出难题。习校长要我们讲党史要讲主流,49至79年这三十年的主流是什么?就是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马列主义,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听党的话,没有分裂,克服了无法想象的困难,为后三十年的高速发展打下了基础。按照这个主线讲就没问题,谁也驳不倒。具体怎样讲,大家都有不寻常大脑,我相信都能讲好。

胡:前两年我看到一篇攻击我党的文章,说我的夺取政权靠的是枪杆子和笔杆子,我党当政后维持政权靠的还是这两杆子。文章意思是说,一是靠枪杆子武力镇压民众自发运动,二是用笔杆子造谣,歪曲,篡改,掩盖历史真相。哪个国家维护政权不靠枪杆子?西方国家警察都带枪,用警察代替军队维护政权。我国警察不带枪,形势危急时动用武警或军队,实质上都是一样的。笔杆子这一条,我觉得现在比枪杆子还重要。我国与西方国家不同,人家多年来养成了习惯,不随意相信政客们的讲话,不随意相信各种出版物的观点,大家随便讲。你把执政党讲得再坏,人家选上来的,还是下不了台。你把在野党说得再好,大家不选你,你也上不了台。我们的国情就不同了。建国后,不管我党说什么,老百姓都认为是真理,谁要说党出了错,全国人民都要共讨之,共诛之。这就是我们宣传的功绩,是笔杆子的作用,这个传统不能丢。现在呢,老百姓还是相信,或者叫轻信,信什么?专信那些对我党不利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一呼百应,然后闹事。在这种情况下,不用政府公布一些内情,只要有个教授,有个名人举出一点负面例子,大家就相信,他说一句话造成的恶劣影响我们说一百句也挽回不了。在这种国情下,就不能给老百姓讲什么我党历史上的,从未公开承认的所谓事情了。你承认一件,他们又拿出十件来问你,你就下不来台了。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样讲下去没个头了,最后变成罄竹难书了。因此我举双手赞成习校长的讲话,他的讲话精神就是该讲就讲,不该讲的就不能讲。

谢:讲党史离不开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我们一直讲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党的思想的主线。1949年以前好说,不管别人怎样质疑,反正我们胜利了,掌握了政权。在错误路线指导下是不可能胜利的,不可能歪打正着,这叫反证法,谁也驳不倒。解放后的前三十年怎样讲?有的教员提出是在错误思想指导下搞革命,搞建设。我看解放初期的镇反,肃反主流是正确的,就是多杀了,多关了,多劳教了不少人。可是没点儿红色恐怖,我们的政权就不会稳定。包括反右,反右倾,四清,虽然搞错了,但是这些运动强化了群众头脑中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强化了谁反对党的领导谁就下地狱的观念。我们的党经过十年文革仍牢牢掌握政权不能说和这些运动没关系。直到今天,你要说某个人反党,保证让他吓得睡不着觉。那些搞所谓民主运动的人,提倡竞选的人也不敢公开反党。上面说的是国内,下面说说国际方面的事。79年以前我党指导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国际上反对修正主义,批判以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集团。我党在毛主席亲自挂帅下发表了九篇经典文章,即“九评”。它们全面,深刻,准确地反映了当时我党的指导思想。我们批修,实际上也是给国内干部群众看呢,没人敢反驳,老百姓接受和继承了这些思想,对稳定文革后的局势起了重大作用。可是你现在把“九评”发给老百姓看就麻烦了,老百姓就会说九评都是胡言乱语,你中共做的比苏修还修一百倍。白纸黑字,咱们是有口难辩,跳进黄河洗不清。现在的中年人,青年人对这些基本不清楚,不知道,也不感兴趣。毛主席说“人贵有自知之明”,我们不要引火烧身,这也是习校长讲话的深层含义。从79年到现在这后三十年就好说了。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讲,我党是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都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样再反过来证明我党的伟大正确。全世界都对我们这三十年都心服口服,说得不太谦虚点儿,全世界都在研究我们,来取经,来朝圣。你国外再把我们说得这不好,那不好,你别来呀,有种的把你们的发展速度和我们的比一比。我们能有今天这种百凤朝阳的局面,不能不说是我党宣传战略战术的伟大胜利,一定要继承下去。

程:说到毛泽东思想,特别是49年至79年这段时期的毛泽东思想怎么讲,我们先看一下大政方针。2009年国庆,我们的游行队伍中就有毛泽东思想方阵,我们党和政府的中枢神经所在地中南海大门外墙上的大标语仍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天安门城楼正中间悬挂的还是毛主席的巨幅画像。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第一,不能否定毛泽东,他还是我党的伟大领袖。第二,毛泽东思想仍然是战无不胜的,还是我党的指导方针。我们以前总结建国后的毛泽东思想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资本主义复辟,防修反修,警惕隐藏在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篡党夺权。现在这些全都不能再讲了。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的学员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身份特殊,前途无量。到是我们的教研人员中有人提出这类问题,说什么合作化,公私合营,反右,三面红旗,中苏论战,四清,文化大革命都是毛泽东发动的,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践,结果都是战无不败。怎样对待这个问题,我想,第一,不在校内教学中讲。第二,受聘到校外讲课作报告时也不主动讲。第三,如果真有某些不识时务的人提这类问题,不用紧张,前些日子就有人拐弯抹角提了这个问题,我们的曹教授很巧妙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建议组织几个人,研究一下,从理论上解决它,也算我们的科研成果,将来遇到挑战就可应付自如了,省得闹个脸红脖子粗,下不了台。

陈:说党史又离不开现状,现状最大的挑战就是所谓的腐败。老百姓一说到党,不说怎样伟大,不说怎样感谢党,张口就说怎样腐败。什么病入膏肓呀,什么盘根错节呀,什么前腐后继呀,中国文字中的负面词汇都说遍了还嫌不过瘾,还要古今结合,中外结合,音韵结合,编顺口溜,创造新名词诋毁我们的党,唯恐天下不乱。从中央最高层都很明确地提出反腐的问题,是关系到我党生死存亡的问题。我认为是说到要害了。当然,像有病不治,特别是慢性病,或治标不治本,人也会不死,拖个十年八年没问题。党内腐败是什么病?慢性病,急性病,还是癌症?我想反正不是绝症,但不治的话,它又蔓延得非常快,保守治疗吧,又根除不了,动大手术又承受不了,这是我党在新时期面临的新课题,非常具有挑战性。要说严惩腐败分子,这个好说,随便找几个干部,肯定能查出问题来,判他个十年八年没问题。但是不从根源上彻底清除,那还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说到根源,有些人就两眼放光,说根源就是没有民主自由,民主自由就可保证人民有选择权,有批评和监督权。有批评和监督就可发现腐败根源,有选择权人民就可以清除它。这些是中听不中用,还是美国那套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现在由于时代潮流变了,我们不这样提了,但并不等于我们可以接受。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贾庆林,李长春,贺国强都一再强调中国绝对不能搞西方民主自由,不能搞三权分立,因为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为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唯一代表,这个地位和责任不允许任何人,任何政党挑战。不太恰当的比喻就是“君权神授”。不坚持中共的领导,中国就会乱,中国人民就会吃二遍苦,遭二茬罪。当然,领导人的讲话都没说清楚西方民主自由有什么不好,领导人一般来说都不会详细论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党校能存在的理由。这详细论述的光荣任务就由我们党校教研人员来承当了。

曹:中央领导人提出大政方针,我们就要详细论述,要让各级领导干部不但执行,思想上也要有明确认识,我们中央党校就是干这个的。为什么只有中央常委才能当我们的校长?因为我们的学员就是将来,有些现在就是各级领导干部,他们就听中央的,校长直接代表中央,他的讲话才具有绝对权威。中国历史上只有黄埔军校,延安抗大才可相提并论。我们的学员是来学理论的,实际上就是来接受政治思想教育的,不是来做学术研究的,给他们发个文凭也是为了回去后好开展工作。学员们都是接班人,管好他们的思想,走在正路上,这是我们的责任。要做好他们的工作,首先从我们做起,要深刻领会习校长的讲话精神,管好自己的嘴巴,不该说的就不要说。

柳:我觉得给学员讲腐败问题时要非常谨慎。老百姓说我党腐败已经说得都不想再说了,我们的学员听得都不想再听了。在以经济为中心的今天,实际上就是以创造财富,积累资本,再创造,再积累为中心。对个人和家庭来说,就是要获取更多的金钱,更多的财产,更多的享受。而且大家都有这个合法权利。捞钱最容易,最快的途径就是勤劳,智慧,机遇,胆识与权力相结合。我党是执政党,各级官员都是聪明人,有魄力,要想发财致富太有条件了。官员们经常明里从政,暗里经商,或让老婆孩子经商发财,更省事的根本不用经商,商人自动就把钱送上来,各方利益安排好了。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中国抓腐败分子很容易的原因,都不用警察,用不着侦察员,老百姓随时都可拿出证据说谁是腐败官员,而且一挖一大堆,一抓一大片。我们党目前内部掌握的政策就是抓典型,杀一儆百,不能有一个查一个,否则就乱了。全都查,全都抓,再有目前十倍的警察,法院,律师也不够用。再说目前的警察,法院,律师们都干净吗?都查都抓,各级党政机构就没法工作了,瘫痪了,像文革那样了。俗话说“法不治众”嘛。我们对学员讲,当然要强调腐败分子是极少数,绝大部分干部是廉洁奉公的,是主流。这是习校长的精神。实际上腐败也是相对的,二十年前你贪污五千块钱就是犯罪,现在你贪污十万块都不算个屁了。

主持人:还有人想发言,因为时间关系,座谈会只能到此为止了。今天,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我们中央党校党史教学部的同志们党性特别强,水平特别高,而且完全相信同志们一定会把中央的精神准确地融汇贯通到教学科研中去。我还看到,我们的教员和教研环境就是与校外的不同,在领会中央精神方面具有巨大的优势,而且这一优势会不断地延续下去的。

散会之前我想提醒大家一下:今天这个座谈会是内部举行的,我看到有的同志做了记录,请不要外传。因为我校不同于社会上的一般院校,观点不尽相同,免得出现不必要,不健康的争论,有损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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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4日星期四

弗里德曼:自由才是奇迹之源!

弗里德曼:自由才是奇迹之源!

2015-10-19 米尔顿•弗里德曼 经济学原理


编者按:人类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已经长达数千年,为什么只有在最近几百年才出现了经济发展的飞跃?为什么像美国这样一个立国不过二百余年的国家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经济奇迹的原动力究竟何在?在这篇小短文中,米尔顿•弗里德曼用雄辩的语言给出了坚定的回答。(本文摘编自《自由选择》序言。)

自由才是奇迹之源

米尔顿•弗里德曼



自从欧洲人首次向美洲殖民——1607年在詹姆斯敦,1620年在普利茅斯——以来,美国就成了一块磁石,吸引着人们,有来冒险的,有从暴政下逃出来的,或者干脆就是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谋求较好的生活的。
开始时是涓涓细流,但在美国独立战争和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以后,细流慢慢变粗,到十九世纪就成了一股洪流。千百万人不堪忍受苦难和暴政,被自由和富裕的生活所吸引,横渡大西洋和太平洋来到了美国。
他们踏上美国国土时,并没有发现黄金铺的路;生活也不象从前想象的那么好过,但他们确实获得了自由,获得了充分发挥他们才能的机会。靠着苦干、精明、节俭和老天爷的保佑,大多数人实现了自己的希望和梦想,诱使他们的亲戚朋友也来参加他们的奋斗行列。
美国的历史是一部经济奇迹和政治奇迹同时发生的历史。之所以能够发生奇迹,是因为美国人把两套思想付诸了实践——说来也巧,这两套思想都是在1776年公诸于世的。
一套思想体现在《国富论》里,这部伟大的杰作使苏格兰人亚当•斯密成了现代经济学之父。该书分析了市场制度为什么能把追求各自目标的个人自由同经济领域里生产我们的衣、食、住所必需的广泛合作结合起来。亚当•斯密最重要的见解是:参加一项交易的双方都能得到好处,而且,只要合作是严格自愿的,交易双方得不到好处,就不会有任何交易。在大家都能得到好处的情况下,不需要任何外力、强制和对自由的侵犯来促使人们合作。正如亚当•斯密所指出的,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只盘算他自己的得益”的个人“受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引,去达到一个同他的盘算不相干的目的。对于社会来说,同他的盘算不相干并不总是坏事。他在追求他自己的利益时促进社会的利益,常常比他实在想促进时还更有效果。我没听说过,那些装作是为公众的利益做交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


《国富论》封面

第二套思想体现在独立宣言中,该宣言由托马斯•杰斐逊起草,表达了他的同胞的普遍情绪。它宣告了一个新国家的成立,这是历史上按照人人有权追求自己的价值的原则建立的第一个国家:“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自明的,即所有的人天生平等,上帝赋予了他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有生活、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


独立宣言的签署

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用更为偏激和绝对的话说:
“人类有理由为之个别地或集体地干涉任何一部分人的行动自由的唯一目的是自我保护。……对文明社会的某一成员正当地强制行使权力的唯一目的是防止他对别人进行伤害。人类自己的长处,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不是足够的理由。……任何人的行为对社会负责的部分只是关系到别人的部分。就其仅仅关系他自己的那部分来说,他的独立按道义说是绝对的。对他自己,对他自己的身心,个人就是主宰。”
美国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实现独立宣言中的各项原则而奋斗的历史——开头是反对奴隶制的斗争(最后通过一场流血的内战而解决),后来是促进机会均等的斗争,最近则是力图达到收入均等的斗争。
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必要前提。如果人们在没有高压统治和中央指挥的情况下能够相互合作,那么这可以缩小运用政治权力的范围。此外,自由市场通过分散权力,可以防止政治权力的任何集中。把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在同一个人手里,肯定会给人民带来暴政。
十九世纪,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结合,给英国和美国带来了黄金时代。美国甚至比英国更繁荣。它以清白的历史开始:阶级和等级的余毒较少;政府的限制较少;而土地则较为肥沃,人们可以去努力开发,去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还有一片尚未开发的大陆,等待着人们去征服。
自由的繁殖力在农业上表现得最为显著。在通过独立宣言的时候,只有不到三百万欧洲人和非洲血统的黑人(即不包括印第安土著)占据着沿东海岸的一块狭长地带。当时农业是主要的经济活动。要用95%的劳力来养活全国的人口和提供粮食剩余,以换取外国货物。今天,只用不到5%的劳力就能养活二亿二千万居民并提供大量的粮食剩余,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
这一奇迹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呢?显然不是政府的中央指导,因为俄国及其卫星国、大陆中国、南斯拉夫和印度等国目前虽然依靠中央指导把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劳力用于农业,但仍然时常要依赖美国的农业来避免大规模的饥荒。在美国农业获得迅速发展的大部分时期,政府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人们可以得到土地——但却是些以前什么也不出产的地。十九世纪中期以后,美国建立了一些由政府赠与土地的农学院,它们依靠政府的资助传播情报和技术。但是毫无疑问,美国农业革命的主要动力是在自由市场上发挥作用的个人积极性。这个自由市场是向所有人敞开的;当然,可耻的奴隶制下的奴隶是无法进入自由市场的。而最迅速的增长是在废除了奴隶制以后。千百万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自由地为自己而劳动,其中有些是独立的农民或工商业者,有些则按照相互协议的条件为别人工作。他们可以自由地试验新技术——试验失败的风险由自己承担,试验成功的好处归自己所有。他们得到政府的帮助极少。更重要的是,他们遭到政府的干涉极少。
政府开始在农业中起主要作用是在本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及其以后的时期。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限制产量,以保持人为的高价。
农业生产率的增长是靠了在自由的刺激下同时发生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带来了使农业发生革命的新机器。反过来,工业革命又依赖农业革命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工业和农业手携手地共同向前迈进。
斯密和杰斐逊都把政府权力的集中看作是对老百姓的巨大威胁;他们认为,不论什么时候都应该保护公民免受政府的专制统治。这就是弗吉尼亚权利宣言(1776年)、美国权利法案(1791年)以及美国宪法中规定的三权分立的目的;也是英国十三世纪颁布大宪章和十九世纪末改革法律机构的推动力。在斯密和杰斐逊看来,政府应该是仲裁者,而不应是当事人。杰斐逊的理想,正象他在1801年的首次就职演说中所说的那样,是建立“(一个)开明而节俭的政府,它将制止人们互相伤害,但仅此而已,在其他一切方面将放手让人们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和从事自己的事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成功,减少了它对后来的思想家们的吸引力。十九世纪后期的政府受到严格限制,集权甚少,不危及老百姓。但另一方面,它的权力也很少,使好人做不了好事。在一个并非尽善尽美的世界上,还有许多罪恶。的确,正是社会的进步使残余的罪恶显得更加可恶可憎。象往常一样,人们认为事情必然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他们忘记了一个强大的政府对自由的威胁,心里想的只是更为强大的政府所能做的好事,认为只要权力掌握在“好人”手里,政府就会做好事。
这些思想在二十世纪初开始影响英国政府的政策。而且被越来越多的美国知识分子所接受。但直到三十年代初期的大萧条时,才开始对美国政府的政策有所影响。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指出的,大萧条是政府在金融领域中的失败造成的。在金融领域,政府自建国初期以来就一直在行使权力。但是,政府对于大萧条的责任,当时和现在都没被认识。相反,人们却普遍认为大萧条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失败造成的。这个神话使公众也加入了知识分子的行列,改变了过去对于个人和政府的看法。原来人们强调个人对自己的命运负责,现在却强调个人应象象棋中的小卒那样由外界力量来摆布。原来认为政府的作用是充当仲裁者,防止人们互相强迫,现在却认为政府应充当家长,有责任迫使一些人帮助另一些人。
这种看法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支配了美国国内形势的发展。各级政府的规模越来越大,地方政府的权力和本来由地方政府掌管的事业,被越来越多地移交给了中央政府。政府以安全和平等为名,越来越经常地把从某些人那里得到的东西给与另一些人。政府制定出了一项又一项的政策来“管理”我们“对目标和事业的追求”,把杰斐逊的名言完全颠倒了过来。
人们本来是出于好意,是为了增进自身的利益。但现在即便是最起劲地鼓吹福利国家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结果是令人失望的。在政府活动的领域,正如在市场中一样,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但它的作用正好同斯密的那只手相反:一个人如果一心想通过增加政府的干预来为公众利益服务,那他将“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去增进同他的盘算不相干的”私人利益。这一结论将在本书一些章节考察政府行使权力的那些领域时得到一次又一次的证明。无论是建立安全或平等,或是促进教育,保护消费者或工人,还是防止通货膨胀和促进就业,总之,在政府行使权力的一切领域,都证明了这一点。
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迄今为止,“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以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这不断的努力常常强大得足以战胜政府的浪费,足以挽救行政上的大错误,使事情趋于改良。譬如,人间虽有疾病,有庸医,但人身上总似有一种莫明其妙的力量,可以突破一切难关,恢复原来的健康。” 也就是说,迄今为止,亚当•斯密的这只看不见的手强大得足以克服活动在政治领域里的那只手造成的麻痹作用。
近来的经历——经济增长缓慢,生产率下降——向人们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如果我们继续把越来越多的权力交给政府,继续把权力授给公务人员这样一个“新的阶级”,让他们代表我们花费越来越多的收入,那么,个人的独创性是否还能克服政府控制的麻痹作用。一个日益强大的政府迟早将摧毁自由市场给我们带来的繁荣,摧毁独立宣言庄严宣布的人类自由。这一天的到来,也许比我们许多人预料的要早。
我们还没有陷入无法挽回的境地。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仍有自由选择的机会,是继续沿着“通向奴役的道路”(这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为他的一本意义深刻而颇有影响的书起的名字)疾驰下去,还是加紧对政府的限制,在更大的程度上依靠人们自觉自愿的合作来达到我们的目标。我们是听任黄金时代结束,而沦入大多数民族过去一直遭受而且目前仍在遭受的专制统治和苦难呢?还是运用我们的智慧、先见之明和勇气来改弦更张,记取经验教训,而从“自由的复兴”中得到好处?
如果我们要作出明智的抉择,我们就必须了解我国制度的运行所依赖的基本原则,既要了解亚当•斯密提出的经济原则,又要了解杰斐逊提出的政治原则。斯密的经济原则告诉我们一个复杂的、有组织的、顺利运行的制度为什么能在没有中央指导的情况下获得发展并繁荣兴旺,同时告诉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可以不采用强制性手段而使人们相互协作。我们必须懂得为什么试图以中央指导代替合作会造成那么多损害。我们也必须懂得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之间的密切关系。
幸好,潮流在转变。在美国、英国、西欧各国以及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里,人们对政府作用的增大带来的威胁越来越有所认识,对所遵循的政策越来越不满。这一转变不仅反映在舆论上,也反映在政治领域里。对于我们的议员们来说,唱不同的调子乃至采取不同的行动,正在变成政治上有利的事。我们正经历着公众舆论的另一次重大改变。我们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使人们更加相信个人的积极性和自愿的合作,而不是转向完全集体主义的另一极端。

附视频:

编者注:自由和民主是两个长期被混淆的概念。但是在本质上,两个概念并不相同,甚至有时还会产生冲突。在这个段视频中,弗里德曼将会向大家阐明自己对自由和民主的看法。

2017年11月17日星期五

宪政主义

宪政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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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的要素之一:分权制衡(本图显示的是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的制衡机制)即总统-国会-内阁权力分立、互相牵制以防止极权专制.

宪政主义(英语:constitutionalism),又称立宪主义、宪法主义,是一种主张国家权力来自并被一部基本法律约束的政治思想、规定公民权利的学说或理念,也是目前部分民主国家的现状。[1]这种理念要求政府所有权力的行使都纳入宪法的轨道,并受宪法的制约,使政治运作进入法律化理想状态。宪法强调法律具有凌驾于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的法治的必要性。
宪政是代议制民主的基础和保障,同时也是对民主政治的制衡,在宪政国家,政府和公民的行为都是有边界的,不能互相僭越,政府所代表的行为世界是公部门,相对来说公民的行为世界称作公民社会。
宪政的根本作用在于防止政府(包括民主政府)权力的滥用(即有限政府),维护公民普遍的自由和权利;传统上,宪政本身并不直接涉及到政府是否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但现代宪政理论往往与民主的概念密不可分。

历史

宪政主义体现了对人类自由选择和深思熟虑的充分自信,它根源于西方政治文化中的自然法传统、基督教传统以及契约论传统,汲取了法治理论、自然权利说、社会契约论等理论的精华,形成了“权利”与“权力”两个重要的维度。
许多学者将宪政主义的起源追溯到英国1215年通过的大宪章,认为这一贵族与王权斗争的产物具有限制权力的性质,是现代宪政主义的源头。但是,大多数学者还是倾向于认为是启蒙运动给西方带来了宪政主义。以英国的约翰·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美国的麦迪逊、汉密尔顿等人为代表宪政主义者提出的三权分立、人权保护以及民主程序等一系列制度性措施构成了宪政主义的基本理论体系,开创了西方宪政主义的政治文化传统。
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使作为一种理论形式的宪政主义成为西方政治制度架构的重要原则。从1628年开始,英国以《权利请愿书》、《人身保护法》、《权利法案》以及《王位继承法》等一系列宪法性文件为基础形成了不成文宪法体系。
美国1787年制定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1791年生效的《权利法案》以及1789年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等文件的颁布则标志着宪政主义在实践中的全面展开。
宪政这一术语是在美国独立战争后的制宪活动中出现的。从1787年美国宪法的制定,到苏联颁布第一部宪法中间大约150年间,宪政概念与作为立宪活动结果的宪法,都是和谐而统一的。
影响[编辑]
在资产阶级与封建王权的斗争中,宪政主义为限制君主权力提供了理论依据,产生了最早的君主立宪制。君主立宪制制约了封建王权,防止了国王权力的专断,成为当代西方一种主要的政体形式。随着民主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宪政主义融合了民主的因素,为西方宪政民主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合理性,宪政主义逐渐由君主宪政发展成为民主宪政。


涵义

宪政主义乃四种精神之融合[2]:①自由主义、②民主主义、③共和主义和④法治主义。其中自由主义是目的,民主主义是根基,共和主义是架构,法治主义是约束和形式
法学界对于宪政的解释是,宪政或宪政主义是一种以法治为形式、以民主为基础、以分权制衡为手段、以个人自由为终极目标的一种现代政制[3]。08宪章认为“宪政是通过法律规定和法治来保障宪法确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原则,限制并划定政府权力和行为的边界,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设施。”
宪法自然性地意味着宪政,包括“宪法权利”和“有限政府”。自从20世纪以来,由于越来越多的国家以共和国命名,纷纷立宪,但未必存在有限政府。因此萨托利开始把宪法分成三类[4]:
当一部宪法是以保障个人自由为目的的“保障性宪法”,并能够得到有效施行和维护的时候,施行这样的宪法才能称之为宪政。
名义性宪法指的是使某种不受制约的“无限政府”的政治体制,也通过一部宪法去获得法律化的公开表达。这是一种“丑话说在前面”的宪法。
字义性宪法,即一部宪法在文本表述上和真正的“保障性宪法”并没有多大区别,但现实中却几乎被束之高阁甚至背道而驰。这是一种立牌坊式的宪法,萨利托称之为“冒牌宪法”。

要素

哈耶克在《自由宪章》[5]中指出宪政的实质有两个方面:其一是限权,即限制政府及立法机构的专属权力;限权的一个精巧的技术性手段是分权[6]。二是保障,即保障人民的各项基本权利,特别是洛克主张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通过宪法和法治的方式践履这样的政治制度,就是宪政。以宪法为灵魂的国家权力的人格化,就是宪政。他的核心思想是,宪法是宪政的灵魂,无宪法的宪政则失去灵魂。
路易斯·亨金(Louis Henkin)认为[7],宪政意指“成立的政府要受到宪法的制约,而且只能根据其条款来进行统治并受制于其限制”,应包括以下要素:
依照宪法成立的政府;
分权制衡;
人民主权和民主政府;
违宪审查;
独立司法机关;
遵守人权法案的有限政府;
对警察权进行控制;
对军队的文官控制;
没有或即使有也是非常有限和受到严格划定边界的中止一部或整部宪法的实施的政府权力.

宪政的实施首先要限制政府的权力,保障公民的权利,同时要约束公民的行为。


三权分立

宪政主义的本质在于以一系列准则或规范来限制政府权力。宪政主义宣称,人们能够并且应该建立一整套成文的或是不成文的规则来限制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权力,国家权威直接取决于这些可见的限制。宪政主义主张国家制订一部有效的限权宪法,并通过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形成权力的制衡机制,从而有效地防止权力的专横。

公民权

宪政主义不但要求一个安全的权力体系,同时还主张以明确的权利体系保障公民的人身、政治、经济、社会等诸项权利。尽管这一权利主张一直受到保守派宪政主义者的非难,但还是逐渐发展起来并成为宪政主义的重要理论组成部分。在杰斐逊、麦迪逊等人的努力下,美国宪法加上了人权法案作为宪法的修正案,从而完善了宪政体系,对于人权的规定成为宪法的标准内容。


争议

人类能否在自我管理的同时实现自我约束一直是困扰着宪政主义的一个难题。由于突出了对权力的限制,尤其是对民主权力的限制,宪政主义倾向于保守,造成了宪政主义与民主之间关系的持续紧张。这种紧张突出反映在人民主权与限权宪法之间的冲突、个人权利与公共权力之间的界限、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区别等方面。宪政民主更为精巧地整合了民主与法治之间存在的紧张,成为宪政主义更高的理论形态。
宪政与民主[编辑]
宪政本身并不涉及民主,宪政的根本目的是保障自由权;而民主则关注政府的产生方式和权力来源。宪政可以让政府受到约束从而保障公民自由权;民主则可以让政府执政为民,从而保障或增加公民受益权。因此民主国家未必是宪政国家(例如古希腊),宪政国家也未必是民主国家(例如大宪章时代的英国)。宪政的关键词是“自由”,民主的关键词是“平等”。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里面定义“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8]近来有观点对此提出质疑[9],认为将宪政理解成为民主政治其实是一种肤浅的误解,宪政的终极价值是保障民权,而宪政的核心思想为“有限政府”,这并不意味着该政府必须经过民主的程序产生,例如17世纪君主立宪的英国。
该观点认为,现代宪政理论以民主制度为基础,但它最核心价值并不是民主,而是体现在一部宪法和各种政法制度当中的“法律之下的自由”(freedom under the law)。为了保障属于个人、并在政治学的逻辑上先于国家而存在的那些自由,宪政制度不仅用了各种方法来限制政府的权力,而且还用各种方法去限制“人民”的权力,把得到宪法确立的“宪法权利”,排除在民意(政治中的多数)的选择范围之外。并通过一个独立的、不受选举制约的司法系统来充当公民宪法权利的保护神。宪政和民主是分不开的,现代的宪政主义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制度模式,其实质是民主主义、共和主义和法治主义这三者的汇合。
法学界对于宪政与民主关系的解释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


宪政与宪法

(1)宪法是一个名词,宪政是一个动名词,是将宪法予以贯彻实施的一种行为、活动和实践;(2)宪法是一个文本,而宪政是一种运动,是一种实践,是一整套的制度体系及其运行;(3)有了宪法,可以有宪政,也可以没有宪政,但是有宪政的国家必有成文或不成文宪法;(4)宪法是一种理想,是一种宣言,而宪政是一种结果,是一种实现了或者基本实现了宪法理想的境界;(5)有了宪法,未必一定能实现法治,但是有了宪政的国家,必是法治的国家。
宪法是否意味着宪政在学术界众说纷纭。宪法学界认为,宪法是实施宪政的前提,宪政是宪法的灵魂和生命。通常,宪法的目的在于保障民权,限制政府,这样的宪法是静态的宪政;也有的国家制定宪法之目的仅在于对外宣示,对于政府无法起到约束,这样的宪法称作字义性宪法[10]。这样的国家也不是宪政国家。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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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理论体系,宪政主义发展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架构的根本原则,代表了西方政治文明发展的最高成就,对当代西方政治思想、政治制度等各个方面均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然而,政治态度的消极悲观、政治功能的效率低下等问题仍然困扰着宪政主义,成为其进一步发展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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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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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是指一种在宪法之下使政治运作法律化的理念或理想状态,它要求政府所有权力的行使都被纳入宪法的轨道并受宪法的制约。宪政的实施首先要限制政府的权力,同时要保障公民的权利。

宪政是指一种在宪法之下使政治运作法律化的理念或理想状态,它要求政府所有权力的行使都被纳入宪法的轨道并受宪法的制约。宪政的实施首先要限制政府的权力,同时要保障公民的权利。“宪政”(ConstitutionalismorConstitutionalGovernment)与“宪法”(ConstitutionorConstitutionalLaw)一样,均是舶来品。从英文词源上看,宪政与宪法有不解之缘。从历史渊源上考察,古希腊最博学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交替运用宪法、宪政、政体等语词,在他那里,宪政与宪法的含义并无二致。他主张用宪法的形式限制整个国家的结构,规限城邦“最高统治机构政权的安排”。到了近代,宪政与宪法的含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而且,就其科学内涵而言,近现代宪法与宪政的概念与古希腊时期的城邦宪法、宪政均有实质上的不同。
基本概念/宪政体制 编辑
西方学者的宪政概念:他们都回避对宪政阶级实质的分析,且大都是从某一角度来阐释宪政,因而不够全面。若撇开他们以西方宪政为理想参照系所带来的偏见不论,他们的不少观点界定宪政概念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1)宪政以“法之法”的宪法为基础;
(2)宪政意味着对于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制度安排,它保障公民权利并制约政府权力;
(3)宪政是法治的政治秩序;
(4)宪政包含着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
中国学者的宪政概念:既包含了西方学者宪政定义中的合理成分,又有自己的突出优点,一是比较全面,二是大都强调了宪政的动态意义和实践色彩。但也有若干不足,如张友渔教授的定义中并没有强调“宪政”的民主政治要义,以至难以说明一些国家制定了宪法但实际上并不存在宪政的例证。杜钢建副教授的观点颇为新颖独特,有一种更为务实的特点。但他将民主排斥出宪政的要义范围而把自由推崇为宪政的首要目标并不可取。自由是宪政的低度目标,民主才是宪政的关键要旨。总结上述学者的观点,我主张把宪政简单地定义为:宪政是以宪法(立宪)为起点、民主为内容、法治为原则、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和政治过程。
基本要素/宪政体制 编辑
宪政体制
墨西哥宪法广场图册
虽然学者们对宪政概念的界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关于宪政基本内容的论述基本一致,认为宪政的要素主要包括制宪、民主、法治和人权。
1、制宪是宪政的基本前提,虽然有宪法不一定有宪政,但是宪法的存在是实现宪政的必然要素,并且,这个宪法必须是一部好的宪法:在形式上要有正当性,即制宪主体和制宪程序具有民主性:在实质上,宪法应当具有社会适应性,必须反映社会实际以及社会发展方向;该宪法还必须具有规范性和明确性,具备实施的法律基础。
2、宪政与民主政治相联,它必须以民主政治为前提。没有民主事实,就不可能有宪法,更不可能出现宪政。
3、法治是宪政发展的必然结果,宪政是法治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4、人权保障是宪政的核心价值和最终目标。宪法中关于国家权力的规定,包括国家权力的享有和行使,其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为了保障人权。
宪政和宪法的关系/宪政体制 编辑
从根本上讲,宪政确立与否,不仅仅取决于拥有一部有形的宪法,而更重要的在于与宪政的基本要求相统一的宪法的从价值基础、政权结构及其保障机制等实质内容。
在形式上,宪政有赖于宪法;而在理念上,宪法形式也脱离不了人们对宪政所追求的理想价值成分。宪法一旦颁行就成为实施宪政的依据,指导宪政建设的运行。而宪政所负的使命是,既要实施宪法,又要完善发展宪法。这里,宪法和宪政具有形式和内容的辩证统一关系。宪政对于宪法的意义在于,首先它是防止列宁所说的“虚假宪法”产生的唯一手段。
列宁指出:“当法律同现实脱节的时候,宪法是虚假的;当它们是一致的时候,宪法便不是虚假的。”宪政是宪法的支柱、动力和灵魂,有宪法而无宪政,宪法便失去其真实性、有效性;
联系:
1、从宪法与宪政的逻辑上看,宪法是宪政的前提,没有宪法便没有宪政,但是宪政是宪法的实施,离开了宪政,宪法只是一纸空文;
2、从内容和实现形态上看,宪法的内容决定宪政的内容,宪法制定的目的决定了宪政的目的,宪政是使纸上的宪法变为现实的宪法;
3、从价值取向上看,宪法与宪政的目的都在于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
区别:
1、从外在形态看,宪法通常是从静态意义上而言的,是规定了一系列的调整宪法关系的规则体系,而宪政则是指立宪政治的实际运作,是从动态意义上说的;
2、与其外在形态相一致,宪法与宪政的内容也不一样,宪法一般仅包括宪法典或者宪法性法律,而宪政还包括各种政治实践中形成的行为规范,比如宪法惯例、宪法判例等;
3、从价值取向上来说,宪法与宪政虽然有联系,但是也有区别,因为不管在什么条件下,宪政都以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为最终目的,而在宪法起不到规范政治权力作用的国家,宪法往往是以名义宪法、语义宪法出现,成为权力拥有者的手段和工具。


宪政实质性特征的历史考察

所谓“宪政”,仅从字面上看,简而言之,就是“宪法政治”,即“依照宪法规定所建立的政治制度”或“以宪法治理国家的一种政治模式”。但是,这一层面的宪政概念,并没有表明宪政的实质是什么。要把握其实质性特征,需要进一步探究宪政的产生,剖析宪政的内涵,进行深入的历史考察。这正如19世纪英国法史学家梅因所说,“探究社会和法律的原始历史,是发现真理的唯一出处。”因此,对宪政的实质性问题的解答,需要历史依据,需要从宪政产生的历史缘由寻找答案并进行理论分析。
一般来说,宪政以宪法为前提,宪政就是实施宪法,宪法的内容直接决定宪政的内容,宪法一旦公布,就成为实施宪政的依据,指导宪政建设。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法是随着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有国家就有法。但是有国家并不等于就有宪法,宪法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是近代以后才出现的一种法,它源于英国,其后美国、法国相继效仿并发展完善,进而逐步影响全世界。
宪政的主要制度与观念起源于中世纪末的英国,因此,英国是宪政的策源地,被誉为“宪政之母”。但是,英国的宪法形式却与众不同,它没有一部完整的宪法典,而主要是由一系列宪法性文件所构成,这些宪法性文件主要有: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1679年的《人身保护法》、1689年的《权利法案》、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以及20世纪以后的《议会法》、《人民代表法》《内阁大臣法》、《国家豁免法》等等。其中,《自由大宪章》、《权利请愿书》、《人身保护法》、《权利法案》和《王位继承法》的影响尤其重大,它们铸造了近代以后世界各国宪政的基本精神,奠定了当今世界各国宪政的基础。
《自由大宪章》是英国最早的宪法性文件,是宪政之渊源,虽然它还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宪法性法律,但它对英国宪法的发展与英国宪政体制的确立,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它奠定了英国乃至现代世界各国宪政的基础。《自由大宪章》共63款,其中大部分条文是重申贵族和教士的财产和人身的权利。如财产权方面的条款有:保障贵族和教士的封建继承权;国王非经“大会议”同意,不得向封建主征收额外税金。如人身权方面的条款有:非经贵族的合法判决,国王不得逮捕、监禁任何自由民并剥夺他们的土地、财产,不得宣布其不受法律保护、不得处死、不得施加任何折磨,也不得令人们群起以攻之而肆行讨伐等等。可见,对臣民财产的保障和对人身的保障是“大宪章”的目的,如何保障?必须经过大会议的同意或判决,实际上就是由大会议来进行监督,以防止国王滥用权力而侵犯臣民的权利。因此,“限制王权以保障民权”就成了《自由大宪章》的核心内容。继《自由大宪章》之后的《权利请愿书》、《人身保护法》、《权利法案》以及《王位继承法》等一系列文件,都是以此为核心的。如:《权利请愿书》,是国会在资产阶级革命酝酿期间,针对英王查理一世滥用权力而制定的。全文8条,主要内容是重申《大宪章》对王权的限制和对臣民权利的允许和承诺。它列举了国王滥用权力的种种行为,宣布:非经国会同意,国王不得强迫征收任何赋税;非经合法判决,不得逮捕、拘禁、驱逐任何自由民或剥夺其继承权和生命。又如:《人身保护法》是资产阶级革命初期,国会针对英王查理二世的专横暴虐而制定的。全文20条,其宗旨在于进一步明确规定限制非法逮捕和拘禁,保障臣民生命、自由和财产的合法权益。它被英国人视为人权保障和宪法的基石。再如:英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宪法性文件《权利法案》规定:未经国会同意,国王不得颁布和废止法律、不得随意征税和支配税收,不得征集和维持常备军、无法律手续不可逮捕和拘留臣民等等。可见,《权利法案》除了以保障臣民的财产和人身权利为主要内容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王权从属于议会,把行政权置于立法权之下,由此而确立了英国的代议制君主立宪政体。《王位继承法》是在《权利法案》的基础上对国王的权力进一步限制,如规定:一切法律未经国会通过,国王批准无效等等,是《权利法案》的补充和继续。

宪政体制
综观英国宪政的产生及其形成的这一系列宪法性文件的内容可见,人类之所以要制定宪法实行宪政,起因就是国王滥用国家权力,造成了对公民财产与人身权利的侵害。因此,制宪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公民的这些权利,其保障的方式就是限制王权。那么,谁来限权?换言之,限权的主体是谁?即人民组成的“国会”,国会限权,实际上就是人民限权,从而体现了人民主权的民主宪政精神。这就是英国树立的并广泛影响后世的民主宪政观念。
英国的宪政实践所体现出的宪政观念,到近代以后,被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思想家们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并系统化,他们对权力的本质有着深刻认识和精辟的论断,这个认识可以概括为,“权力就其本质而言是邪恶的,不论其行使者是谁。”因为历史表明,权力总是具有腐蚀性和诱惑性。从而断定:“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并说“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由于权力在本质上是邪恶的,同时权力又是有组织的人类社会无法取消的,所以减轻权力对人的伤害,维护人类尊严最现实的途径便是给权力划分界限,做到“以权力制约权力”。而所有这一切都要在体现民意的宪法的基础上和框架内展开,也即将权力纳入法律,从而使人的安全、财产、自由、尊严等得到法律的保障。这种社会控制模式就是宪法政治,或称法治模式。


自由、财产权与宪政的关系                                                                   因为宪政与民主、法治有着密切联系,三者都含有追求人的平等、限制政府权力、反对专制等价值追求。但宪政与民主、法治又有着显著区别,即主要的价值取向不同。宪政不象民主那样主要关心的是“谁在领导政府”,主张“多数人的统治”。这种“多数人的统治”往往忽视少数群体的利益,而且在实践中容易导致多数人的暴政(苏克拉底之死)或者多数人的无能(文革)。它也不象法治那样强调法律的统治,片面追求形式的合法性而忽略实质的合法性(在大量出现的委托立法中,政府为追求自身利益和特定行政目的的实现而置社会和公民利益于不顾,通过了相当数量的侵犯公民权益甚至违反宪法的立法。虽表面上看政府机关依据这些侵犯公民权益或违背宪法的委托立法的规定行使职权具有合法性,但实质却是滥用职权和专断,违背了授权立法的原则和精神。)。宪政与二者不同,它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更主要的是它是一个包含了民主、法治、自由等在内的多维价值体系,而自由是该价值体系的核心。也就是说,宪政是以自由主义为价值取向的。这是宪政与民主、法治的根本区别。
宪政以自由主义为价值取向,自由主义是这样一种思想:首先它宣称人生而是自由的,每个人都有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它坚信人生而是平等的,反对少数人的专制,因此它具有民主的要求。但它所追求的是要保护每个个体的合法权益和自由,而不是以多数和少数来划分,这是与民主的分野。它要求限制一切权力,主张通过法律(宪法)建立有限政府,反对政府触角伸向私人领域;它将法律与自由、权利相联系起来,认为自由并不是毫无节制的,追求的是法律下的个人自由,因此是追求法治的。但由于它以人的自由和幸福为终极关怀,因而它主张这是制定法律所应遵循的原则,任何法律皆不能违背。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是通过宪政的载体——宪法来体现,宪法的实践——宪政来实现的。

二、自由——宪政得以生成的思想根基
(一)自由与宪政的产生
我们前面讲宪政是以自由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其根据在于宪政的产生和演变从根本上讲就是追求个人自由的结果。为了更好理解宪政与自由的关系,我们先看一下什么是自由。自由是个古老的概念,具体讲自由乃是一种状态,“在此状态中,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所施以的强制,在社会中被减至最小可能之限度。”“自由意味着始终存在着一个人按其自己的决定和计划行事的可能性……就是‘独立于他人的专断意志’。”‚用我们今天的话讲,自由就是个性发展的自由,思想言论的自由,和按照自己的兴趣、意志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追求和热爱自由是人的天性,这一点在希腊人那里就已有了显著的体现。希腊有着悠久的个人主义传统。在希腊人那里,自由是作为一种政治价值、一种制度和一种生活方式而存在的,体现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面对强大的波斯军队,支撑希腊人反抗的信念就是对自由的热爱与追求。正如他们对波斯人所说的那样:“如果作一名奴隶那你是知道得十分清楚的,但是你却从来没有体验过自由,不知道它的味道是不是好的。如果你尝过自由的味道的话,那你就会劝我们不单是用枪,而且是用斧头来为自由而战了。”希腊人自由的具体内涵包含两个方面:首先,在公共生活或政治生活领域,它指公民的自主与自治,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政治自由,即公民有权参与、决定城邦的事务。而他们这种自由从一开始就是和法律联系在一起的。在城邦中,执掌权力者不能凭自己的主观意志而是法律来处理公共事务。希腊人只服从法律,认为服从法律就是服从自己;反之,服从任何人专断的意志都是受奴役的。其次,希腊人自由的另一个含义是在私人生活或社会生活领域里,个人的选择和行为方式得到宽容和尊重,这可称为个人自由,类似于我们前面讲的个性发展的自由,思想言论的自由,和按照自己的兴趣、意志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自由人应该畅所欲言,“所谓奴隶,就是一个不能发表自己思想观点的人”。自由渗透到生活各个方面,“我们每个公民,在许多生活方面,能够独立自主”。而这种自由的建立依赖于他人的宽容:“当我们隔壁邻人为所欲为的时候,我们不至于因此而生气;我们也不会因此而给他难看的颜色以伤他的情感,尽管这种颜色对他没有实际的损害。在我们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的和宽容的。”当然,在希腊人那里,自由只是少数人的特权,一部分人享受自由以排斥其他人的自由为前提,但希腊人对自由的热爱与追求,启发感染了近代欧洲人。
希腊人热爱自由的精神在罗马人那里得以延续,而日耳曼人将其发扬光大,并将对自由的热爱追求演化为一种权利意识。“日耳曼人把自由的精神,把我们想象中的自由的精神赋予我们,并在今天把它了解为每个个人的权利和财产,而每个个人则都是他的自身,自己的行动和自己的命运的主人,只要他不损害其他人。”„这种自由的光辉没有因为中世纪的黑暗时期而消失,在中世纪,正是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追求,才形成了以贵族为代表的多元利益集团和王权的抗衡,削弱和限制了王权,使欧洲没有走向高度集权专制的国家。以英国为例,中世纪英国国王与贵族之间的冲突围绕着权利即自由为中心而展开。以贵族为主体的个人为了更好维护自己的利益,被迫以一定方式组成利益集团来抗衡专制王权。因英国国王与贵族的势力始终不相上下,斗争也就典型表现为相互妥协、制衡的过程。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就是这种斗争妥协的产物。《自由大宪章》突出强调了对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保障,确立了法律至上、国王也要服从法律的原则。从此,每当英国人的自由与权利受到国家权力膨胀的威胁之时,英国人就不断溯及大宪章开创的自由传统而予以重新解释,以适应制约权力、保障自由的时代要求。可以这么说,《自由大宪章》奠定了英国宪政之基础。此后,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逐渐形成了一个与国家相分离,有着自己独立利益,不受王权任意干涉的市民社会,这为宪政的生成提供了社会基础。
到了近代,启蒙思想家更是以自由为武器,把自由作为人的权利和人生的首要价值肯定下来,使自由成为普遍的权利。洛克、卢梭、潘恩等人以自由为号召,主张“天赋人权”,人生而具有生存、自由、平等、追求幸福、财产以至反对暴力的权利。洛克说:“自然状态有一种为人人所应遵守的自然法对它起着支配作用;而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洛克认为政府存在的职能只有一个: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和自由。“政治权力是每个人交给社会的他在自然状态中所有的权力,由社会交给它自己设置的统治者,附以明确的或默许的委托,即规定这种权力应用来为他们谋福利和保护他们的财产。”由此推及如果政府事实上逾越了其权力的正当边界,那些最初构建它的人民就可以对信托的违反为由解散它或用新的政府取代它。洛克等人阐发和提倡的自由思想奠定了近代宪政的思想基础,个人自由、个人同意及自由获得并享有财产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等思想启发和引导了美法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现代宪法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直接产物,自由主义被制宪者奉为圭臬,认为宪法只是对个人自由与平等的确认和保障,没有反映公民自由的需要并对此明确保障的宪法被认为不是真正的宪法。法国的《人权宣言》明确宣布天赋人权,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神圣不可剥夺。而英国《权利法案》对王权的限制;美国宪法之所以采取三权分离和制衡的原则,也是为了通过分权与限权,防止专断,更好地保障个人自由的实现。因此,我们说对自由的热爱和追求是宪政得以生成的根基。

(二)自由与宪政的实现:
宪政以建立有限政府和保障人权为目标,是人类政治实践演进的结果,是人类所追求和要实现的一种生活理想和状态,而且已成为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的选择。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除了西方等少数发达国家以外,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只是有宪法,而没有宪政,即发生了宪法与宪政的乖离。以中国为例,中国的宪政运动自清末至今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而这一百年可谓道路曲折,历尽艰辛。戊戌变法仅有百日便遭血腥镇压;辛亥革命胜利果实为北洋军阀窃取,《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成为一纸空文,立宪只不过是军阀政客争权夺势的招牌;此后民族危难当头,再加上国共之争,国民党一党专制,缺乏和平环境宪政建设更是无从谈起。新中国万象更新,五四年宪法被喻为历史上最好之宪法,然还未来得及真正实施,随着政治运动的此起彼伏,以党代政、法律虚无主义泛滥,“文革”时达到顶峰,法制荡然无存,五四年宪法实际上已不起作用。由此可见,我国之所以没有建成宪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缺乏和平建设的环境,但是不是有了和平的环境就自然会走上宪政之路呢?改革至今,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我国已建立起一整套相对完备的法律体系,法制观念也开始渐入人心;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更是把“依法治国”作为基本治国方略,我们可以说是处在百年中国最好的时期。但是我们依然不能说我们已有了宪政。在我国,宪法虽然已确立了根本法地位,但没有得到充分的实施,不具有应有的权威;现实生活中以党代政、人治现象还大范围领域存在;民主法制建设滞后于社会发展;公民自由特别是政治自由、言论自由等还受到严格限制,对于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公民还缺乏参与意识和参与途径,宪政之路还很漫长。由此可见,仅有以宪法为主体的相对完备的法律体系,不能自然而然的走向宪政;走向宪政,除此之外还需要具有宪政精神。
所谓宪政精神,笔者认为至少应包含两个方面的涵义:其一是以追求自由、权利、民主为基本价值观念,其二是尊重宪法(法律)、恪守宪法(法律)的精神。前文已经论述过,宪政从根本上讲是追求个人自由的结果。对自由的热爱和追求、为实现自由而衍生的一些基本权利要求、及为实现自由而参与、斗争和制衡,这是宪政得以生成的强大动力。路易斯·亨金指出:“在美国,个人权利是生活的核心所在,而且从建国以来就是宪法史的主线。”没有这种对个人自由、权利的信仰和追求,缺乏对个体的关怀,宪政是不可能建立的。我们讲宪法具有最高性,意思不但是指宪法是其它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定的依据,是政府和其它社会成员的最高行为准则;同时还意味着“要让宪法成为公民权利保护的根本手段和权利救济的最后措施。”‚因为宪法以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关系为基本内容,国家权力由其本性决定了一方面是个人权利的最有力保护者,同时又存在着侵犯公民权利的可能。其他法律和法规并不能穷尽所有的救济手段,当普通法律不能解决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纠纷的时候,当然要求诉诸宪法。也只有通过宪法适用、对违宪案件的审查判决,宪法才能获得权威地位,得到普遍遵守和信奉。通过个人权利诉求来实现宪法适用是宪法暨宪政生成的强大动力。如在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中,个人为维护自己的权利积极主动地进行诉讼成为实现、发展宪政的强大动力:“所有的塑造我们宪法的案件都附着一些名字——Barron到Mapp到Francis到Dejonge到Doe到Poe。它们看来都象一场露天演出中的毫无个性的名字,对于宪法学者和律师来说,只是用做援引的名字,而非试验其权利的真实存在的人的名字”,然而“这些英雄和无赖,胜诉人和败诉人,对宪法的撰写所做的事情可能与那些宪法的起草者们一样多。他们挑战这个制度,并证明成文宪法只有显示它在后来的世纪中,当国家发展变化时能够予以适应,才比它被书写其上的羊皮纸有更大的价值。正是这些案件和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保证了我们的基本章程不是一个冗长的法典,而是一个人类的文件。”
宪政的生成离不开个人的参与。个人自由是宪政之所以产生的基础,自由的价值观念自然构成宪政精神的核心。民主、法治观念的培育,对宪法(法律)的尊重恪守,都有赖于自由主义的成长,尤其是思想自由、政治自由的发展。只有个人自由得以确立和保护,才会有确定的个人利益,随之而来的是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而个人权利的扩展壮大能对国家权力的行使进行有效的制约。宪政的生命力在于它对自由的向往和保障,其终极目标在于谋求每个个人的发展;只有思想自由才能使行为自由成为可能,才能发挥每个人的创造力,才能推进我们的知识和道德的发展,使宪政随着时代的演进不断予以完善。宪政是为了保障和实现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宪政的实现从根本上讲依靠社会民众的参与。只有使广大民众享有充分的政治自由,才能调动公民对立法过程的参与热情,使所制定的宪法真正体现民意。宪法和整个法制的建设只有是在公民的参与下得以形成的,才会得到民众的信赖和支持,才会获得应有的权威;反之则会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
而我国从古至今,个人都被淹没于群体之中,讲究的是整体的和谐,个人的自由受到诸多限制。个人价值是通过服从服务于整体得以体现的,没有独立的个人利益和权利诉求。用以维持人际关系的是伦理道德,人们普遍存在着厌讼心理,法律工具主义占据主导地位,法律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尊信。公民个人缺乏公共意识、参与意识,法律没有成为我们共同的行为规范。在我们实际生活中,个人利益的获得更多的时候依靠的是复杂的人情关系,身份、地位在其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法律,在我们身上还没有成为一种共同的生活准则,不是必须遵守的,而是可以选择的行为方式。在一个不尊重法律、恪守法律的社会里,冀望宪政的实现显然是不现实的。这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那样:“在一个民主制度中,这就意味着,法治除非成了群体道义传统的一部分,成了大多数人所共识与毫无异议地接受的一个共同理想,否则,它是不会占上风的。”法治如此,宪政更不例外。由于权利意识和诉求的缺乏,法律工具主义的泛滥,我们对法律缺乏应有的信仰和尊重,自然我们不可能去关心、去努力实现法律。而一个在生活中不能得到切实贯彻的法律制度,反过来又会加重人们对它的不尊重,这其实形成了二者的恶性循环。
三、财产——宪政得以生成的物质基础
宪政之所以产生于西方,而东方文明非但没能孕育出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法治、自由等宪政所必备的价值因素,而且在很多方面还与宪政相抵触,这并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是历史的必然。而今天宪政作为限制政府权力和保障个体权益的最好的制度设计(至少在目前是),虽已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选择,但许多国家是只有宪法,并无宪政。非西方国家要真正实现宪政,仅靠引进宪法和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是不够的,因为引进或制定一部宪法是容易的,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和相应的政治体制也不是难事,但正如马恩所指出的:“在所有国家政府不过是人民教养程度的另外一种表现而已”。没有相应宪政精神的培养和发育,建设宪政显然是不可能的。但问题在于法律制度可以移植引进,但是公民意识(法律意识、宪政意识)、公民文化素质却不能移植,只能是逐渐生成,依赖本土环境的变革以提供相应的土壤。那么,具体到我们国家来讲,我们应怎样来使自由、民主、法治成为公民的基本价值理念,怎样来树立尊重宪法(法律)、恪守宪法(法律)的精神呢?,针对此问题,学者们通过比较西方宪政的生成历史后,大多提出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完善自律的私人领域,鼓励多元自治的社会组织,建立市民社会,还有要积极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等等。笔者同意上述的主张,但同时认为当务之急是宪法要把财产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加以确认和保护,否则市场经济难以真正建立发展,能够对政府有效制约的市民社会也无法建立,自然宪政也无法真正实现。
确认宪法对公民财产权保护的意义:第一,财产权是人权和追求自由民主的基础。财产权的保障,提供了独立的人权发展所不可或缺的物质前提。黑格尔认为,所有权之所以合乎理性,并不在于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而在于扬弃人格的纯主观性,人,惟有存在于所有权之中才是作为理性而存在的。‚近代以来的宪法确立了财产权的保障制度,从而为人的精神自由、机会平等、自助自主的生存以及政治参与提供了物质保障,也促使了个人人格的逐渐形成。财产权被认为是一个人的自由意志的体现,是他的自由的外在领域。ƒ人自身作为目的所具有的价值,不能自己证明自己,只能通过财产权得到表现,得到确认。“生命权是一切权利的源泉,产权是实现这些权利的主要工具。产权在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整个体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没有产权其他权利就不可能实现。产权的界定和维护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公民获得独立地位和保障其基本权利和自由得以实现的基本前提。”„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英国宪政得以生成的基础,是实行代议制的基础。早期英国王室通过卖王室土地得到相当财政收入,后来主要靠税收。由于土地私有权神圣不可侵犯,私人财产所有者财政上独立于国王,国王不能随意征税。为了解决税收的困难,国王开始召集国会,不得不与贵族分享政治权利。国会自订税率,并形成宪制承诺,“不经国会同意,不能加税”。这对于保障个人自由,防止英国走向集权专制的国家起了很大作用。正如西方学者所言,确认财产权是划定一个保护我们免于压迫的私人领域的第一步。私有财产是自由的基本要素,是不可剥夺的天赋的自然权利,对私有财产权的承认是阻止或者防止国家政府强制与专断的基本条件。如果不存在这样一种确获保障的私人领域,那么强制与专断就不仅会存在,而且还会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换句话讲,如果财产权与物质财富处于某个机构或某个个人排他性的控制之下,个人自由将不复存在。
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前所形成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可以从反面佐证财产权的重要性。建国后,我们为了集中有限的资源,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实质就是一种单位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资源完全为国家所控制,被划分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大类,个人不能拥有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取得也是通过配给制度来实现。这种配给是通过将民众纳入各种单位中得以实现,而各种单位在编制上隶属于行政机关。这样单位和个人都失去了独立意志,单位对国家,个人对单位都只有服从。由于被剥夺了对资源的控制权,服从是获得必须的生活资料甚至是生存的唯一选择。在这种体制下个人是没有选择和行动自由的。改革开放以后,虽然个人权利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确认和保护,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这种保护和确认还很不彻底、到位。现行宪法对私有财产的区别对待,没有将财产权列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由于传统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我们往往把个人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相混淆,对私有经济怀有畏惧心理,这是同我们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抵触的。因为市场经济是通过契约和自由竞争来实现的,它的存在和发展首先要求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存在,个体具有自由选择自己的职业、生活方式、自由支配自己的财产等等的权利,有着独立的权利诉求和契约精神,否则市场经济无从建立。市场经济和宪政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只有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才能使利益多元化,才会形成有着自身利益追求的不受政府任意干预的独立的市民社会,有效地对政府进行制约;只有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才会造就真正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公民才会有强烈的权利意识,才会树立信奉法律、遵守法律的精神;只有这样,我们的宪政才有可能真正实现。现行《宪法》只是在总纲中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讲的是生活资料,没有明确规定对公民个人所拥有的生产资料的保护。而且将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区别对待,只是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无异于“说你是、你就是,说你不是、你就不是”的权力话语,结果导致大量私有资本流失国外,或者被迫附属于政府和官员,延伸出另一种形式的腐败。这显然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生成,也有违宪法保障公民权益的宗旨。由此可见,把财产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写进宪法,已成为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市民社会、实现宪政的当务之急。


宪政传播

美国、法国在英国宪政精神的鼓舞和近代宪政理论的指导下相继走上这种政治道路,发表了《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并在此基础上,创制了成文宪法,奠定了美国和法国的政治基础。美国《独立宣言》发表于1776年独立战争时期,被马克思称为世界上的“第一个人权宣言”,它宣布:“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被造物主赋予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政府的正当权力,
3、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政府损害这些目的,人民就有权改变或废除它,建立新的政府。”美国以这个宣言为基础,于1787年制定了联邦成文宪法典。法国《人权宣言》是法国在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高潮中制定的一部宪法性质的纲领性文件,也称法国近代第一部宪法性文件。全文由序言和17个条文组成。核心内容是人权,即规定人民权利及其保障。宣言写道:“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是自由平等的”,“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是自由、财产和反抗压迫。”“财产权是不可侵犯的神圣权利”。宣言还说:“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蔑人权,是造成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法国《人权宣言》从保障人权出发,还涉及到国家政权和法治方面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在国家政权方面规定“主权在民”“三权分立”。法治方面提出“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以及反映“法律至上”原则的一系列具体规定如:法无禁止便自由、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等等。1791年法国制定了第一部成文宪法,《人权宣言》被收入并成为这部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国宪法形式多样,变动频繁。有君主立宪制宪法、帝制宪法和共和制宪法。从1791年宪法到1958年宪法的167年中,先后正式颁布过11部宪法。尽管如此,《人权宣言》都是制宪的依据,成为历次宪法的基础。
宪政这种政治形态产生和确立后,迅速在资本主义国家得到广泛传播,西方各国纷纷仿效英、美、法等国的政治模式制定宪法,实行宪政,并逐步影响全世界。尽管各国实行宪政的具体方式方法不尽相同,但是,宪政是当代一种比较理想的政治制度,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家们的共识,实行宪政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志。
从宪政产生的历史缘由或宪政的初衷来看,所谓的宪政,就是“人民为了防止掌权者滥用职权而受到侵害,制定并依照宪法来规范和限制国家权力以保障自身权利的一种政体形态。“这句话包含了宪政政治形态的主体、原因、方式和目的等内容,既反映了宪政的内涵主要是由民主、法治和人权三个基本要素所构成,又揭示了宪政“限权”,即防范权力侵犯权利的直接目的。
宪政“防范权力侵犯权利”的直接目的,是与其他部门法相区别的一个实质性特征。
如前所说,有国家就有法,但有国家并不等于就有宪法,宪法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是近代以后才出现的一种具有新意的法。它与早已出现的民法、商法之类的私法相比,具有明显的不同之处。
民商法作为私法,是调整私人之间关系的法。换言之,就是调整民间利益关系的法,这个法是民间自由、自主签订的契约,是私人造的法。其目的或实质是为了防范平等主体间,即民与民之间相互侵权,即防范权利侵犯权利,主要是财产权和人身权。民法自古有之,最早以习俗或习惯法的形式存在,后发展为成文法,民法就成为一个较规范固定的法律概念,用法律的语言来表述民法是什么,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是“调整平等主体间(自然人、法人)权利义务关系的法”。
而宪法则属于公法,它规范的是国家机关及其与私人之间关系的法。是人民与国家之间签订的契约,是人民发给政府行使权力的授权书,是政府为人民服务的营业执照。其目的是防范国家侵犯人民的权利,即防范权力侵犯权利。在长期的古代君主专制的社会里,国家权力具有至上的地位和强大的威力,国家可以任意处分百姓的财产、甚至生命,具有无限的权力。而老百姓则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在国家的强势面前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完全不具有与国家抗衡的力量。而宪法的目的就是通过对国家权力即君王权力的限制与约束,使政府成为有限政府,以达到对公民权利的确认与保护,防范政府侵犯民权或人权。随着宪法的出现而又产生了行政法,行政法是实施宪法的具体规则,是行动中的或动态的宪法,其实质也是限权。
如果说宪法等公法是“限制权力滥用,防止权力侵犯权利”的法,那么民法等私法也就是“限制权利滥用,防止权利侵犯权利”的法。这就是公法和私法所不同之意旨,但它们共同的终极目的都是保障人的权利。
清末民初,尽管严复在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中日倾保守,但恰恰只有他对西方宪政的理解达到了入木三分的深度。严复说西方文明一言蔽之,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这一句话完全可以当作对宪政主义的一个完美诠释。民主主要指向一种公共领域内的人格平等,并以人格的平等去代替智力、财富等其他因素的不平等。而自由更多与私人领域有关(也有直接与公域相关的政治自由),自由意味着在“天下为公”的混沌中划出了一块不被冒犯的禁地,在这个禁地内承认和尊重各种非人格的不平等(财产、智力、契约权利等)。所谓禁地既针对政府的行政权,也针对人民的立法权而言。因此,民主意味着接受公域内基于人格的平等,自由意味着接受私域内基于财产或其他因素的不平等。所以一旦民主的原则超越公域,把它的平等观延伸到私人生活中去,民主就可能伤害自由,多数人的民意就可能侵犯少数人的权利(例如:无产阶级专政对有产者的打、砸、抢、烧、杀、强制没收财产等行为)。这就是宪政为什么也意味着对民主的限制。通过间接民主的手段(代议、联邦、两院等)对民意进行重重分割和过滤;通过法律预先的、普适性的规范去限制民意的可欲范围,通过独立的法院垄断对法律的解释权和裁判权,这就是宪政主义制衡民主的三种主要手段。


宪政和民主
宪政和民主是分不开的,现代的宪政主义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制度模式,其实质是民主主义、共和主义和法治主义这三者的汇合。在现代社会,民主是唯一一种具有政治合法性的统治方式,它的正当性体现为“统治必须得到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我们用中国传统的政治概念来解读,缺乏民意合法性而主要凭借暴力恫吓的统治,可以称为一种彻底的“霸道”。而建立在民意合法性之上的宪政之道就是现代的“浩荡王道”。两者之间的各种过渡模式,就只能称为“王霸道杂之”,一方面缺乏足够的民意合法性,一方面仍然依靠一些经验主义的事实或神学统治的残留来维持权力。如果再换成革命先行者孙文关于宪政转型“三阶段”的术语,那么所谓霸道是指“军政”,王霸道杂之则是“训政”,而王道就是“宪政”。
对一个历经百年苦难的民族来说,“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宪政制度的意义,甚至不仅仅是制度上的。而且只有实现宪政主义转型,才能最终化解民族国家在百年苦难中沉积的悲情、戾气和不安,最终为一个庞大的政治共同体立下某种具有长久稳定性和说服力的公共生活模式。从世界上多数转型国家的经验看,也只有宪政民主制度能够把大多数社会成员从政治的边缘重新带回公共生活的中心,让民众基于对宪政制度维护个人自由的价值认同,重新唤起共同体成员必不可少的凝聚力和真正的爱国心。从这个角度看,如胡适所说的,“为个人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而对一个落后的国家来说,宪政主义的道路同时也就是真正的民族主义道路。

宪政前提
中国没有“宪政”的概念。虽然古典文献中有“宪法”之说,但近代意义上的“宪法”和“宪政”的概念,则几乎是纯粹的舶来品。亚里士多德说:“……政体(宪法)为城邦一切政治组织的依据,其中尤其着重于政治所由以决定的'最高治权'的组织”,历来被认为是宪政概念的最早渊源。宪政概念在西方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变迁,融汇了斯多葛学派和罗马人的平等观和自然法思想、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思想与自然法理论的杂揉,布丹的主权理论,17世纪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孟德斯鸠分权理论等丰富的内容,才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包括法治、有限政府和分权等基本原则在内的“宪政”。
1.法治是宪政的前提
亚里士多德著名的“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的论述,开辟了西方思想史上的法治传统。但真正把法治作为一项宪法原则确定下来还属英国人的专利,其矛头同样是指向封建君主的“人治”,为此,他们提出“要法治,不要人治”(governmentoflawsandnotofman)十八世纪,美国人接过法治的口号以反对的殖民主义,在1776年独立宣言中控诉了大不列颠王国破坏法治的罪行。及至今日,法治观念中至少包含如下三层意思:
(1)程序的稳定性
“一定的基本程序不能时常任意变动,公民必须了解政治活动的基本准则。今天认为是合法的和符合宪法的行为,不能到明天就被谴责为是违法的”。可以说,没有稳定的程序就不可能有法治。朝令夕改是人治社会的典型特征,有法律绝不等于有法治。只有稳定的法律和稳定的立法、司法和行政程序才能保证法治原则的真正贯彻。
(2)有宪政的存在
宪法(无论成文或不成文)是人民与政府之间约法的产物,是一切国家机构所赖以产生的依据,一切国家机构和个人都必须服从宪法。
(3)宪法的至上性
一国的任何其他现实法律都不得与宪法及其精神相冲突。
2.有限政府是宪政的表现形式
从理论上说,由于政府是通过与人民立约而产生,它的权力来自于人民权利的让与,这种权力从根本上说不应是“统治权”,而应为“服务权”,则它不可能是无限制的,而只能局限于人民所“让与”的那一部分,在权利与权力之间应有严明的界限。这既是社会契约论所必然引向的结论,也是法治的当然要求。
从实践发展来看,在近代宪政制度的滥觞地英国,有限政府的概念是在国王与国会的长期斗争中被逐渐确立起来的。在这个漫长并且不断反复的历史进程中,经济的近代化始终是先于法制的近代化进程。15世纪以来的贸易扩张和圈地运动,不仅为资本主义发展积累了原始资本,而且造就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和由被赶出家门的农民充任的自由劳动力,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大前提下,无疑更大地刺激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不仅要保证其既得利益,更要扩大其经济利益,则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政治斗争。“在英国,在资产阶级已经干涉国家事务的地方,自由的问题首先是经济自由:贸易自由,生产自由,尽可能以最低价格购买劳动力的自由,以及保护本阶级来对付工人结盟与造反的自由。”法制的变革只是经济地位的改善以及为此而进行的斗争的成果的体现。君主立宪制度在英国的确立,与其说是一场法律革命,不如说是经济革命的政治表现或法律表现更为恰当。这个成果的最终体现就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组成的议会两院有了真正的立法权,执行权(行政权)交给了对议会负责的内阁,国王逐渐退隐为一种权利的象征,虽然名义上享有执行权,实际上却是由内阁在具体操作。原先集中在国王手中的权利被“下放”了,“下放”的权利被分割并交由不同的人去行使,社会各阶级按照其经济实力在权利机关中占领各自的席位,各方的利益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即表现为任何一种权力的动用都必然受到其它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有限权力的总和仍是有限,政府作为一个整体,其拥有的权力也是有限的。这在美国宪法里体现的更为充分鲜明。美国宪法不写公民有权如何如何,而是写政府不得干涉公民的何种权利。
3.分权是宪政的核心内容
“有限政府”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权力和权利的划分,二是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权力划分。第二个问题就涉及到了通常所说的分权问题。现代意义上的分权,指的是将政府按其职能划分为立法、执行(行政)和司法三个部门,并由不同的人来分别行使三个部门的职权,以达到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和防止权力被滥用的目的。虽然最早在近代意义上阐述分权理论的非洛克和孟德斯鸠莫数,但分权的理论和制度渊源如同法治一样古老。当亚里士多德讨论政体中的议事、行政和审判(司法)三种职能的区分时,中国的思想家们却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对“为政以德”(注:《论语为政》)的伦理境界的追求上。在西方,即使是在“黑暗的”中世纪,教会内部也存在着职能分工,在俗界,王权则被划分为统治权和司法权。教权通过干涉世俗的王权而造成一种实质上的“分权”或“宪政”(注:TheConstitutionalLawDictionary,Vol.2:Government Powers. ABC-ClioInc.,SantaBarbara,1985.)。经过了布丹的主权概念和马西利对立法权的阐述,到17世纪,近代意义上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三重职能的划分已初步形成。
在西方宪政的历史上,权力的分立更多地体现了一种对理想政府结构的追求,而社会各阶层的代表分别在不同政府机构中占有各自的地位,则反映了利益团体之间的妥协这一现实。(注:MJC维尔认为,纯粹的分权只是一种“理想型”,由于结合了混合政体理论、均衡观念、制衡理论等,才构成多重复合的政制(constitution)理论,为现代西方政治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参看维尔:《宪政与分权》第一章、第二章,三联书店1997年版。)特别是英国近代史上国王与国会之间的权力斗争,体现了分权与制衡理论和实际的现实结合。而美国的三权分立更完美地体现了孟德斯鸠的理想,更集中地体现了资产阶级内部各利益集团间的妥协。分权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权力被滥用,亦即防止人治,可见分权也是法治的必然要求。如果将法治看作是一种状态(尽管这种状态本身也在不断发展,因而从本质上看实为一种“动态的状态”。这里考察其相对静止时的状态),则有限政府就是这一状态的外形,分权是支撑这种状态的基本结构或支柱。分权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有限政府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有限政府也不是目的,它是法治的内在要求。
中国宪政
对宪政的涵义及其来龙去脉作一简单回顾后,对照中国的国情,就不难看出近代中国的先驱者们所进行的是一场怎样地艰苦卓绝的革命。在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宪政作为一种政治制度,从根本上来说,是由生产方式的进步而推动的社会进步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是社会生活的形式,而不是内容。当宪政登上历史舞台,开始在社会生活中发生作用(这种作用在本质上是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是第二性的)时,对于国家的富强而言,它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一言以蔽之:宪政与富强之间,没有当然的因果联系。相反,宪政本身倒是富强所带来的一个副产品。由是观之,近代中国对宪政的追求,不是出于对宪政的充分了解,而恰恰是由于对宪政及其背景的不甚了解甚至误解,才引发了巨大的热情。
从宪政本身来看,近代中国缺少可以容纳它的几乎一切背景:首先是没有法治基础。中国有法律、有法制的历史很长,但真正的法治建设恐怕只是从20世纪即将结束前的十几年才开始。在此之前是漫长的“礼治”或“德治”的历史,强调的是伦理规范以及思想教化,但无论如何,这与法治的精神是背道而弛的。而法治却是宪政赖以存在的基本前提。没有法治,就不可能有宪政。其次,由于没有法治的背景,几乎不可能对宪政的表现形式--有限政府--有真正的理解,而是把它改写成了“开明政府”,讲求上情下达,体察民情,终究没有跳出“民为贵”的老套子,宪政本身所蕴涵的平等和民主的思想几乎被排除的一干二净。进而也就更不可能有真正的分权与制衡。戊戌变法和清末改制套用了“集思广益”的旧价值,自然是非驴非马,辛亥革命后的“三权分立”也由于缺乏可以相互抗衡的利益集团而流于形式,后来孙中山所提出的“五权宪法”则有“可口可乐 宫廷御膳”的味道,试图将封建制度中的一点残余(考试院、监察院)生硬地加到资产阶级的宪政制度中去,分权--制衡的本意已面目全非。
跳出宪政这一层,从更深更广的层面上看,则近代中国缺少宪政制度所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文化历史背景。这个原因是最深刻、最根本的,是决定一种制度不同于另一种制度、一种文化不同于另一种文化的根源所在。任何制度都有它自己所赖以产生和生存、发展的土壤,在这个意义上,制度的“移植”是没有意义的。真正有意义的是如何将一种外来制度外来文化消化吸收成“自己的”,使其为自己服务。在这个意义上,移植不是目的,发展自己、壮大自己才是目的。实际上,近百年来中国的历史,一直是求独立、求富强的历史。为求富强而先求宪政,只不过是图强史上的一个小小的迂回过程。而如果在这个迂回过程中迷失于宪政耀眼的外表,就会主观上夸大宪政作为一种制度、一种形式的作用,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倒因为果。制度是历史选择的,而不是人创造的,准确地说,不是仅靠人的主观愿望就可以任意创造的。人所能作到的仅仅是认识规律,并使自己的创造顺应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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